硃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

清代内外臣工的奏折,经皇帝用硃砂红笔批注之后,谓之硃批奏折,是清代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特殊产物。 一、硃批奏折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初,袭用明代的奏本制度,规定:“一切钱谷、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本身私事,俱用奏本,虽有印之官,亦不准用印。”(《内阁》·兵科题本)在《钦定大清会典     

清初部院司官体制考——兼谈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

清初部院内部结构经历了由正副理事官体制向司官制的过渡。关外时代的正副理事官体制以旗授官,而非以司分职,入关后一度与汉官系统的司官制并存,满官藉助品秩的优势实现对汉官的全面监临与掌控。顺治八年前后,清廷开始尝试理事官的分司,但各部落实的程度与范围均不尽相同,新旧制度由此交互。顺治十五年划一满汉官制,满洲旧制全面向明制靠拢。康熙初年制度复旧,部院权力结构上实际恢复了理事官体制的精神。圣祖亲政后,缩减旗分缺,建立折衷的满缺司官调拨制。由于官书编纂时的"追改",这一过程晦暗不清,本文利用清初满汉文档案与题名文献,尝试厘清部院司官制确立的曲折过程,为理解"清承明制"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     

近50年来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综述

奏折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官文书制度。奏折,亦称密折、折子、奏帖,作为臣工直接上奏给皇帝的上行文书,虽与清代以前各朝代臣工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奏疏等有一定的联系,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清朝特有的。清朝灭亡后,奏折制度也被废弃。随着大量密藏深宫的奏折公诸于世,奏折特有的史料价值很快为学术界所认知,并被用于对清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近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的奏折制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许多问题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就近50年来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我们总体上认识清代的奏折制度,继…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清初巡按制度

巡按制度的兴废清初巡按制度于顺治元年五月始设,顺治十八年五月废止,其间经过四次停复。第一次实施从顺治元年五月到七年四月,为期六年,时值多尔衮摄政期。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标志     

孙承泽后孙公园与安徽会馆

孙承泽(公元1592——1676年)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出生于大兴县采育镇,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官刑科都给事中。李自成人京时,任四川防御使。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复原官,后历任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等职。顺治八年引退,闭门著述二十余春秋。孙承泽“博学鸿览,多识轶事”,有著作43种,其中《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历载先代典制京都景物,刊行传世后“几使洛阳纸贵”,是研究北京史的重要专著。孙承泽是大藏书家,善于鉴别碑版书画,在孙公园内建有万卷楼。     

清朝山西制钱初探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也是我国古代铸币最后消失的时期。然而对清制钱的研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山西的铸币情况,涉及者更少。经初步探索,山西在清朝所铸制钱如下: 一、顺治通宝。顺治元年(1644年)冬由中央铸造“顺治通宝”小平钱。到顺治二年(1645年)令山西省和大同府设局开铸,由布政使总理全省钱法,委钱局所在之道府及同知通判等官分管局务,省局由太原府同知监铸,地址在上马街,所铸之钱正面为“顺治通宝”背面有穿右“原”字和穿上“原”字两种(图1、2),“原”代表山西省局。大同府局设在大同城内东北隅饯局巷,所铸之钱正面为“顺治通宝”,背面为“同”字,代表大同府局,现只发现有背穿右“同”字钱一种(图3)。省局开炉10座,大同府局开炉20座,规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每10文准银1分。到顺治六年(1649)九月,因“戊子之变”,清政府下令废大同城,将府治移到阳和镇,大同府钱局也随迁到阳和镇,改名为阳和镇局,所铸之钱背文     

清代大同府、阳和府两个钱局的鼓铸钱币

清顺治二年(1645),清户部批准在大同府铸铜钱。顺治五年(1648)大同总兵姜瓖叛清,顺治六年至顺治十二年移阳和卫(现阳高县)钱局鼓铸六年。1655年阳和卫钱局迂回大同府钱局。大同、阳和钱局从1645年到1722年,前后鼓铸77年,铸制了顺治一式钱、顺治二式钱、顺治三式钱、顺治五式钱和康熙通宝仿顺治五式钱。钱楷书、直读,清户部一直沿用顺治五种钱铸制。大同、阳和钱局共鼓铸了8个品种制钱,铸造数量不详。     

清代北京旗人推动住房市场化

清代“八旗制度”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实现了旗人社会的兵民合一.旗人的一切生活待遇,都在八旗制度下获得,住房也不例外. 清初,北京旗人的住房有一定之规,以现代标准看,就是科级官员住3间房,处级官员住4间房,司局级住7间房. 按官阶高低分配相应住房 旗人住宅的出现,与八旗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顺治入关后,八旗精锐集中驻守北京,朝廷为数十万进京的八旗兵民提供禄米、俸银、住宅、田产.经过“圈地”和对汉人的驱赶,清廷控制了北京内城和西北郊区的大片田宅,形成“满汉分城”的局面.     

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田中奏折

无论在世界现代史,或是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当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时,少不了都要提到“田中奏折”。“奏折”中关于“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满蒙”的话,是日本实行对外侵略的大纲。正是按照这个纲领实施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一个时期以来,国外史学界以“奏折”某些文字上的差错为实,否认这个“奏折”的存在,说它是伪造之作。我以为,说清“田中奏折”一事,可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何谓“田中奏折”?要全面而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从“奏折”的产生过程和实行的实际情形才能找到答案。     

本期话题:景福宫见证王朝的极盛与衰亡

故宫外东路宁寿宫区的东北角,有一处叫景福宫的小院。在清初顺治朝,官方档案中尚未有关于它的记载。至康熙时,内务府奏折才见其踪迹,称“宁寿宫、景福宫、宁和宫、八所周围房屋等处之油工于本月二十日告竣”。     

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研究——基于档案的考察

城池建设与维修是封建时代保障区域社会安全、延续和改善城市景观的主要工程措施。清顺治至乾隆时期,陕西以公帑修城为主,而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官民捐修成为城垣维修的重要途径。基于大量清代奏折、咨文、题本、移会等档案,结合方志、碑刻等文献,通过对清中后期陕西各府州厅县103次捐修城工进行统计,探讨了捐修城工背景、类型、频次、捐额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了捐修群体的分工协作关系与城工的重点内容,指出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不仅有益于加强城池防御能力、改善城市景观,而且有助于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在促进士绅群体参与公共建设事务、改善匠夫生计、赈灾救民、增加地方学额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崇祯通宝背■■平钱浅析

清王朝为了笼络明末官僚旧属和稳定汉族民心,在占据北京的第二天,顺治元年五月辛卯日,即下令:“官吏军民带孝三天,为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安葬,并遣官祭明诸帝。”又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明室诸王有来归顺者,亦当照旧恩养,不加改削。”入关后的清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在铸币上也必然会有所反映。《清史稿·食货志》载:“世祖定鼎燕京,大开铸局,始定一品,于户部置宝泉局,工部置宝源局”。又《清史稿·世祖本纪》载:“顺治元年九月甲午车驾入山海关”。“冬十日乙卯     

“马站牛站”碑与清代驿站

南阳市博物馆现存碑刻中 ,有一通清代“马站牛站”碑。该碑原存南阳县石桥镇 ,196 4年移至市博物馆保存。碑呈长方形 ,碑身已断裂为上下两截 ,下部字迹剥落 ,漫漶不识。碑通高 14 4厘米 ,宽 55厘米 ,厚 12厘米。碑文楷书 ,文 4行 ,存字最多的行 14字 ,共存 4 7字。文为 :“马站牛站 ,累死穷汉 ,极为　　 ,　行……更换。我今去后 ,再若报尔 ,执　告……院。期于尔等 ,永久为愿。顺治十二年十月吉旦 ,东昌　　溥……。”该碑刻立于清顺治十二年 (公元 16 55年 ) ,立碑者籍贯东昌 (今山东聊城市 ) ,“溥”为顺治进士 ,时任南阳府推官任克溥。…     

从《江南禀稿》看奏折处理中的弊端

奏折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官方公文,是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报告政务的主要文书。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公务文书,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政策的工具,自然地产生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奏折文书亦不例外,从它开始作为一种官文书使用,就鲜明地表现出它自身的特点和活力,成为清统治者的有力工具。奏折文书自康熙中期开始使用,最初仅是皇帝的亲信,用来密告下情、请安问好,与皇帝私相往来。至康熙后期,奏折开始被推广使用,逐渐取代了题本的主要功能,而成为官员上报政务的主要文书。当这一文书制度逐渐形成并扩大使用之初,在撰拟、封发、呈递,以至批、转、办、结等种种环节上,都具有堪称最为严谨、慎密的规定,其程式简便,传递亦迅捷。它的使用不仅是清代文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尤其对清代皇帝的集权政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枚稀见清钱

一．背上“同”顺治通宝 清顺治年间,先后设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和18个省局,仿明代钱制铸顺治通宝钱。其铸量较大,版式甚多。其中几种版别较为罕见。近日,笔者从凤阳县临淮镇东南濠梁城遗址附近,征集到一枚背穿上“同”字顺治通宝小平钱。     

河南博物院藏王铎书法作品鉴赏

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律,字觉斯,号痴庵,又号嵩樵,别署烟潭渔叟。生于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卒于清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终年６１年。明天启二年（１６２年）进士。入清,官礼部尚书。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遣祭西岳江滨,事成,乞假归里,次年病逝,赠太保,谥文安。（图一） 明末由于统治者极力推崇和提倡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柔媚秀逸书风,致使社会上一时学董成风,竞尚姿媚而少奋发为雄的气概。王铎和黄道周、倪元璐等有志于发扬祖国书法艺术,提倡取法高古、振兴书坛的活动,当时呼之为“三珠树…     

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

<正>有关清代奏折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深入,主要关注奏折的起源及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内容、特点、作用及评价1,但仍有未尽之义,比如奏折的进呈与传递,奏折的批阅,就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通常所知的奏折处理程序并不能涵盖全部奏折的处理方式,京内奏折与外折的处理方式就很不一样。本文拟对京内奏折(内折)及其处理作一探讨,并由此引申分析,论述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的构成——即内折与外折的数量及比例,兼及军机处在奏折处理中的位置与地位     

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光绪皇帝的三道奏折

清代末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光绪皇帝的三道奏折是认识西藏地方政府与清中央政府关系的最权威的材料之一。本文以这三道奏折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言语和要求分析其政治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他一再要求朝廷授予直接奏事权力,表现出其积极依靠中央、内向祖国的心理。本文为认识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为论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铁证。另一方面,达赖喇嘛的三道奏折的内容,反映了近代西藏地方面临的新情况、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要求和促使清政府调整政策,推行新政,加强统治。     

清代奏折制度浅论

奏折作为官员的上行文书为清代所独创。顺治帝有感于题奏本章存在的缺陷,在小范围内试用了奏折,康熙帝在位期间将其推广到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雍正帝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奏折,清代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基本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