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的几次讨袁檄文和宣言辨析——订正《第二次讨袁宣言》的传讹

孙中山先生一共发表过几次讨袁宣言?现世间流传的解释,多有差谬。特别是对1916年5月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其何以称为“第二次”?许多论著作了错误的阐释。别者不计,单看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作了如下阐释:“1916年5月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讨伐袁世凯的宣言。以1913年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为第一次讨袁,故称是役为第二次讨袁。……”按这个解释,似乎并无“第一次讨袁宣言”,而仅有第一次讨袁之役;《第二次讨袁宣言》之称为“第二次”,是因为     

读1915年5月黄兴复孙中山书

孙中山和黄兴是辛亥革命的两大领袖。孙、黄之间,在1913年3月革命党骨干宋教仁被袁世凯政府收卖的流氓暗杀之后,在讨袁的策略问题上发生分岐,黄兴一度主张法律解决,不赞成孙中山关于迅速起兵讨袁的主张。后来,黄兴在二次革命中也态度消沉,未能血战到底,在尚未完全失败之际,就丢下三军,一走了之。因此,二次革命失败之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人数订正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人数,史家多认为只有5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后由王正廷署理)。但从笔者接触的资料看,有同盟会籍的阁员还有内务总长赵秉钧。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专擅,于1912年6月15日潜走天津,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而赵秉钧为袁世凯心腹,当然不会辞职。《盛京时报》7月5日载“赵总长不辞职之理由”称:“内务赵总长亦同盟会分子之一,此     

二次革命《开封民立报》被封案

国民党成立与《开封民立报》的创建 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于北京安庆会馆集会,决议合并为国民党,13日发表宣言,24日孙中山抵京,主持25日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国民党成立后为国内第一大党,因要选举大总统,始公开悬旗挂牌。袁世凯自任总统后,一意排斥共和,打击革命党人。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接着又非法向五国银行“善后大借款”。袁的面目逐渐暴露,孙中山、黄兴决心发动二次革命,“非去袁不可”。7月初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兴兵讨袁。     

浅谈民国初年的政党斗争——以唐绍仪出走天津为例

民国元年成立的唐绍仪内阁是北京临时政府的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届责任内阁,该内阁成立后,由于责任内阁的限制和唐绍仪的"不合作",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最后决裂,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出走天津,标志着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失败。围绕唐绍仪的出走以及继任内阁的问题,民初各派政治力量纷纷从各自利益出发,发表言论,做出反应。     

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

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内阁在南北合作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唐氏本人也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超然性。北洋派却视其政策有违本派利益,群起而攻之。参议院中的原立宪派势力亦因敌视同盟会而攻唐,致使唐内阁发生动摇。袁世凯从统治的全局出发,采取了维护唐内阁的态度,居间斡旋,也显示出一定的超然性。然而,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唐绍仪的调和政策与袁世凯的统一政策发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袁、唐关系决裂。由于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唐绍仪终于弃职而去,唐内阁亦随之瓦解。唐内阁的解体,意味着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二次革命”在安徽

一辛亥革命失败后,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例行逆施,妄图复辟帝制。他的一系列的反革命暴行,清醒了革命党人的头脑,使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性,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决定发动讨袁,再次进行革命。1913年7月8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抵江西湖口,12日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举义讨袁,李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于是,著名的“二次革命”爆发。江西宣布独立,东南各省急起响应,1913年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7月18日,广东、上海宣布独立,7月20日,福建宣布独立。7月22日,袁世凯发布“讨伐令”,“二次革命”的枪炮声在独立各省激烈震响。7月25日,江西讨袁军战败。7月29日,     

蔡锷入川时的讨袁军用票

蔡锷入川时的讨袁军用票吴筹中我中国钞集内的五张蔡锷入川时讨袁的军用票极为希罕。关于发行此票时的历史资料颇有意义,故而写了这篇小文,以飨读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准备于１９１６年元旦,废...     

散叶

<正>唐绍仪亲自护送袁世凯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22岁的唐绍仪因此与26岁的袁世凯相识。当时,朝鲜亲华高官被亲日派打伤,避居海关公署,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亲自扛枪,守卫在门口,其勃勃英姿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两人结为知交,袁世凯从此十分关注唐绍仪在政治上的进步,积极提携,一帮一,一对红。更具古典传奇色彩的是,10年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到英国军舰上。     

浅析唐绍仪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之原因

唐绍仪(1860—1938)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总理,其历史地位不言自明。通常来说,唐内阁被看作是民国初年"南北"妥协的产物,本文就将从唐绍仪与袁世凯、革命派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其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原因。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他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他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了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了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初内阁风潮述论

从1912年3月30日唐绍仪在南京组织民初首届内阁到1914年2月12日熊希龄被迫辞去总理之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内阁总理六易其人,内阁多次更迭,阁潮频繁发生,仅为民初参议院议决通过的就有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四届内阁。然而,史学界对此却论及尚少,尤其是对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斗争和实质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弥补这一不足。（－）1912年6月15日,任职不到三个月,曾踌躇满志的民国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突然弃职离京,举国哗然。国内舆论特别是各贫政治势力的反应十分强烈,袁世凯集团认为：“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     

刺杀袁世凯的三位黔籍英雄

１９１２年元月１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武昌起义,南方１７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而北方一些省份还在清朝政府势力之下,素以狡诈投机出名的袁世凯,却在那些清朝王公大臣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攫取了内阁总理的职位,一面派冯国璋统兵攻武汉,一面派出唐绍仪任和谈代表,与南方的和谈代表伍廷芳谈判。唐绍仪提的条件是君主立宪,伍廷芳提的条件是共和政体。双方还在往返未决之际,孙中山以临时总统名义致电袁世凯,表明临时总统,是暂时担任,只要你袁世凯赞成共和,就虚位以待。这也正中奸贼下怀,他假惺惺地复孙中山电:“君主共和问…     

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关系述论

白朗起义是民国初年爆发于河南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也是资产阶级“二次革命”时期一支重要的群众反袁力量。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白朗起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影响,因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起义的时代特征。对于白朗起义本身,史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对白朗起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及其所受民主革命的影响问题,尚未见有专文考察。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白朗起义的特点和性质重新作一探讨。一白朗起义与革命党人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人员联系方面。1913年春“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兴兵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讨袁之举迟迟未动。这时,白朗起义军正在豫南一带展开活动。少数河南籍革命     

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真实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了民权,渴望献身的壮烈情怀。正是这寥寥几笔,平平二句,振撼着人们的心灵。革命党人以“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了辛亥革命。但是,孙中山将为宪政流血“第一人”的殊荣给了宋教仁,绝非溢美之词。     

蔡元培生平概述(下)

(六) 1912年秋,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1913年夏,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奔走鼓动。“二次革命”爆发,他和吴稚晖、张继等人创刊《公论》晚报,他撰写了《敬告各省议会》、《论非常议会》、《正独立之误会》、《成见》、《孰仁孰忍孰诚孰伪》、《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昝》、《野心欤约法欤让德欤》、《折衷派》、《悔祸》等社论,鼓吹讨袁。他在《敬告全国同胞》一文中,     

章太炎与袁世凯

懂得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最初对袁世凯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后来袁世凯复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开始发表文章针砭之。当黄兴等起兵讨袁的时候,他也发表文章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