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李之琏反党集团”案始末(上)

1955年,文艺界相继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1957年,这两个集团的成员除舒群外,均被打入“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同年还揪出“江丰右派反党集团”。与上述反党集团有关联、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到处分的各有60位左右的文艺界人士。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三)

“舒、罗、白反党性质小集团”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9月30日所作《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最后写道:“对其他犯有相同或类似错误的同志,责成他们在适当的党内会议上进行检讨,并根据情况作适当的处理。”     

“丁陈反党集团”案略述（下）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举行16次、历时一个多月,虽然没有把丁、陈与胡风反党集团挂上勾,没有揪出冯雪峰,但总算定了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逮捕了有“严重的反革命嫌疑”的陈企霞和李又然．还发现“其他犯有相同或类似错误的同志”．并     

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

1957年的反右,给文艺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其中有一个长达30余年的“二流堂”冤案,主角吴祖光及一些文化人被莫须有地扣上“‘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惨遭斗争和迫害。“二流堂”不过是当初一群文化人的戏言,如何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又有哪些“反动罪行”?《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一文重新梳理了这段历史。     

“右派分子”徐光耀的生死场

河北省文联原主席,《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解放之初,创作出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随后进入丁玲主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在1955年底．徐光耀的老师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在陈企霞过不去冬时,徐光耀曾先后两次资助过这位老师共700块钱。1956年底,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调查丁玲问题．并给徐光耀发来调查信。徐光耀按照党性要求,认真、如实、逐条地回答了作协党组的调查。     

陈企霞与"匿名信"事件

陈企霞是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里的主要人物."丁、陈"受批判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该信指斥主编<文艺报>的丁玲、陈企霞拒绝发表李希凡和蓝翎评论<红楼梦>的文章,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这封信.……     

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一)

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曾是影响和震动文化界的大事,黎辛先生当年曾参与此案的处理,旋即受此牵连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70年代末又参与了此案的审查和平反,他在《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一文中所披露的可谓内幕中的内幕。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本文以真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详尽地展示了５０年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冤案的内情。 作者李之琏同志,任中宣部秘书长时,是处理这一案件的负责人之一。可贵的是,作者将自己摆进去,作了诚恳的反思;可悲的是,由于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同当时的领导人发生分歧,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出现了一个案中案。２０多年后,这两个冤案终于平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

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引发了一场政治悲剧和一大冤案。他为什么要写这“三十万言书”?这要追溯到1952年使他感到无比郁闷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及此后在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受到的冷遇。1954年初,他受中央处理高饶事件的启发,认为党不会放任文艺界宗派主义小集团坐大,于是愤然撰写了“三十万言书”。《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一文对此作了分析。     

丁玲在弥留之际

回顾丁玲一生,有近一半时间都在"辩诬":为她的历史问题,为她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为她的"右派"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经被错批错划的作家都陆续获得了新生,可是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悬而未决。周扬说,丁玲历史上的"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仍然存在。     

父亲陈企霞百年祭

今年10月20日,是父亲陈企霞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离开我们也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25年来,我对他的思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加深。作为儿子,我经常留意报纸杂志上有关他的文字。逐渐逐渐,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官方文字,包括各类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党史、国史,甚至连英国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把当年轰动整个文艺界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给一笔抹杀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了。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四)

周扬的发言成了作协反右的信号 中国作家协会重新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件的党组扩大会,从1957年6月6日始,开了3次暂时休会以后,于7月25日突然复会,即召开第4次会议,会场由作协小会议室改到中国文联大礼堂。参加会议的人由四五十人扩大到二百余人。到会的有作协、文联、各协会、文化部、中宣部以及党外著名文艺家。     

再说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关于“舒群、罗烽、白朗小集团”问题

再说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关于“舒群、罗烽、白朗小集团”问题□黎辛拙作《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在《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刊登以后,听到当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过的老同志说,１９５５年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以后,接着就批斗舒...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 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向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我经历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有所谓“假老虎”,就是在逼供之下承认的虚假之辞,如承认贪污多少多少,但是后来一一查清,都无其事,立时平反。我便以为反右也是这样,当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后总得一一查清,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也能平反。岂知完全两样,右派冤案要直到20年后才得到平反纠正呢。这冤案拖得太长了。“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何济翔     

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分歧,但是这怎么扯得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周扬对《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