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中的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组织

清末夏口厅（即现在的汉口市区）的行政区划,除租界外,分为四坊（后改为段）,分别冠以居仁、由义、循礼、大智等名称。每坊有清政府设置的保甲局．每局设文武委员各一名,管理治安工作,如清查户口、处置偷窃案件、查禁烟赌娼等．实际是一个向人民榨取财物的机构。这个保甲局对防火事务不予过问。在汉口还没有自来水以前,防火工作由各善堂（社会慈善团体）组织救火龙（手摇的）负责,依靠群众挑水协助扑灭火灾。     

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

屋宇密集的城市,火灾牵动着诸多的社会关系,连带了一系列社会事务,因而城市消防事业的运作情形,反映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组织和构造.有清一代,杭州地方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救火兵丁,实施了"官水桶"等防火措施,但限于人力与财力,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消防需求.为此,政府将平时的防火工作下放到基层,并号召民间力量参与其中.而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居民关系复杂化,则推动了"义民"、"救火集"等民间救火组织的产生.官方与民间两类救火力量,各有不足,互相补充,共同承担起杭城火灾的救灭任务.灾后的赈济亦由官府和民间双方共同参与,但在官员自愿捐资的背后,却是他们保全宦途的策略性考虑.     

汉口的钱庄与票号

钱庄是一种旧的金融机构,这种旧的组织形式,一直到“废两改元”后才结束.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光绪初年,汉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钱庄,并开始经营商号收受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汉口贸易的发展,浙江、安徽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汉口开办钱庄,到1922年汉口的钱庄数已达150余家,武昌3O余家.而且自此以后,汉口的钱庄便有了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汉口的钱庄具有一个特点,即一般不设分庄,商号也兼营钱庄.如武昌曹祥泰杂货店便附设有寿记钱庄,汉口的黄志成拆货店设有万镒钱庄.汉口的钱业与地方商业有着互利的关系,历届汉口商会会长、议董、会董等职务都由钱业的帮董出任,如曾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万泽生和后来的会长周星棠都     

汉口商会与同业公会

汉口商会的设立始于20世纪初年.清末的汉口已是商业贸易繁盛的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特于1898年开设商务局,以办理汉口的一切华洋商务.汉口商人自此有了会议之处.1903年,清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汉口属于商业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1907年11月,商务局邀集各商董,遵照章程,组织成立“汉口商务总会”,办理汉口一切商务事宜,商务局撤销.辛亥革命后,依照农商部的《商会法》,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经理、协理改称为会长、副会长、会董,迁址湖北路扬子街口.1921年元旦,商会在鄂督划拨的地段(今中山大道949号)修建的大楼竣工,商会便迁往新址.汉口总商会于1928年依照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暂行整理商会条例》恢复成立.1929年遵照南京     

从“二·四”轰炸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对中国进行肆意侵略,欠下了中国人民一大笔血债。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本文就日机对贵阳的“二·四”轰炸作些介绍．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一、“二·四”轰炸前的贵阳当年的贵阳是一个连自来水都没有,救火机亦只有三部的小城市。大十字为中心的中山东路、中华路、中山西路、省府路是贵阳的繁华地段。省县各机关如省政府、省保安处、省民政厅、省则政厅、建设厅、绥靖副主任公署、省会警察局、贵阳县政府、贵阳地方法院、贵阳警备司令部和规模较大的商铺都集中在这一带．…     

抗战时期宋美龄四度来湘纪实

1938年10月24日晚,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宋美龄及随从人员乘专机由汉口飞衡阳,但飞机起飞不久就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折回汉口。25日晨(当日下午日军即进入武汉),专机再向南飞,旋在衡阳降落。蒋、宋改乘汽车到南岳,住磨镜台(蒋的临时统帅部官邸)。在武汉期间,宋美龄除了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外,还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会长、"全国妇女慰劳前方将士总会"会长、"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会"指导长诸多头衔。但当时她最重要的工作是救护"难童"和培训妇女干部。日军侵华后,各沦陷区逃来武汉的难童成千上万计,宋美龄整     

汉口公益联合会十一分会

汉口公益联合会十一分会的前身是普济保安会,会址在统一街小火巷.所辖区域:东起江汉路口,西至六渡桥,南面由悦新昌绸布店(今江汉绸布商店)到中南旅社,北面由金银首饰店到水塔.中山大道民生路口,一边是长江饭店和工业大楼,另一边是民生甜食店和更新百货店.交通路一条街和生成南里.统一街由民生路口到木兰宫(今人民路).还有贤乐巷、文书巷、积庆里等也属所辖范围.     

晚清南京消防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南京城内外火灾的频仍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威胁。火油的普遍使用、节日用火疏忽、拜教燃火和歹人纵火是火灾多发的几个因素。扑救大火,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其中由城市士绅领导的水龙局在灭火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官府和驻防军队在维护灭火活动中的秩序,抢救受灾民众的生命财产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官府保持着对水龙局的牢牢控制。官府可以直接插手水龙局的人事任免,裁决水龙局运作中产生的纠纷,也可以依据各水龙局在灭火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奖励或者惩罚性的措施。在灾后,除了对"火头"采取惩罚外,官府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对受灾民众进行钱粮物资上的赈济。但是,在对遭受火灾的民众赈济问题上,当时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抚恤标准。在踊跃救火之余,水龙局还创立了专为灾民提供临时居所的暂栖所。在火灾预防上,南京城实行了太平水缸制度。同时,南京城防火措施的实施也充分了发挥保甲组织的高效功能。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汉安邨

汉口北京路“汉安里”上世纪50年代叫“汉安邨”,在那时是一处建筑水平较高的新式里份。当时,老汉口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主体建筑,往往在近旁都建有供自己职工(主要是高级职员)居住的里份,如大陆银行的大陆坊、金城银行的金城里、四明银行的四明里等,汉安邨和建在前面的原“盐业银行”也有一定关系。汉安邨建于民国初年,原业主为大地产商刘祥,1930年后转售盐业银行。     

军事委员会水道运输管理处关于召开该处成立大会致汉口市府函

迳启者,敝处奉一月四日军事委员会秘总字第一七三号训令,于一月五日在汉口三教街五十七号二楼(电话二四○六二;电报挂号六五五一)组织成立;业经分别呈报并函知各在案,除已商得     

民国《武进年鉴》内容特色和借鉴意义

正一、民国版《武进年鉴》的出版概况民国版《武进年鉴》由时任武进实业局(后改为建设局)局长庄启所主持编纂,共两辑,分别是民国15年版(1926)和民国17年版(1928)。民国15年版《武进年鉴》由武进县实业局发行,全书共206页,由武进县直街日进印刷所印刷;民国17年版《武进年鉴》由武进县建设局发行,全书共526页,由上海仓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两本年鉴都由武进县直街日进印刷所和各大书坊发行销售,定价大洋一元。这两本     

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的汉口分支机构

上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三家均为集编、印、发行为一体的全能出版机构.在我国书刊和出版、发行界享有较高的信誉并具有一定的影响.汉口解放前,两局都在汉口交通路文化街设有分局(即今武汉外文书店和武汉古籍门市部),两局在汉口分支机构的经营内容不同,经营方针各异,但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为我国出版、发行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火烧船厂”与近代吉林城市消防变迁——以宣统三年吉林省城大火为中心

宣统三年(1911)四月,吉林省城吉林市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引起这场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城市建筑风格不利防火,二是消防力量相对不足,三是官府扑救不力。火灾结束以后,吉林市进行了以消防为中心的城市重建。在政府统一规划下,拓宽街道,制订临街房屋样式,限制各种易于引火的木制品的使用,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加强消防的办法。社会各界也开始创办各类民间救火组织。     

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2009年7月8日,中国地方志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会议由中国地方志协会主办、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承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国务院有关部委局、武警部队等史志机构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协会第四届会长朱佳木,吉林省政府副省长金振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炮八标起义经过

本标的革命活动 1908年(辛亥前三年),共进会干部邓玉麟同志时来往本标各营(邓在炮八标第三营当过兵)与老友们会谈,表面上是联络旧日感情,实际是向士兵灌输革命意义,启发他们的思想,从中争取会员.炮标各营士兵中,以襄、豫间人为多,性情忠实爽直,一经启发,即服膺革命,因此申请入会者逐渐增多.于是公推徐万年为炮八标标代表,胡兴胜为第一营营代表,王鹤年为第二营营代表,陈天寅为第三营营代表.为防止泄露,各营随时加入的新同志,即由代表随邓往汉口秘密机关向孙武汇报.     

清代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纵横依赖与相互联系

里社保甲坊厢、家族宗族乡族、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是清代基层社会的构成要素。彼得·布劳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中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中说：“社会结构指的是群体或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而经济结构则是与群体或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各种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组合形式。清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各构成要素──具体为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所处社会位置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反映了其时中国特有的社…     

六渡桥桥名及其旧址

《武汉文史资料》1989年第四辑《汉口忆旧》曾发表过徐明庭、裕和两同志撰写的《六渡桥究竟在哪里?》一文,对六渡桥的桥名和地址作了一些考证和论述,兹根据有关史料和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一、桥名“妾似垂丝牵不断,郎如飞絮任斜飘,人都说是伤心树,怕上春风六度桥”.这首“汉口竹枝词”,为清嘉庆道光年间范锴《汉口丛谈》载入.作者是范锴的儿子范涛.《汉口丛谈》一书问世于清道光二年即1822年,书内对当时汉口“坊市街衢”,“大略纪之”.关于玉带河,书上说:“河上木桥横跨,或相距里许,或半里许,在在有之.”书内所列桥名,多达30,其中的六度桥,竟被骚人墨客写入诗中,可见六度桥在170多年前已很有名.     

猪行寻踪

一、“猪巷”话缘由汉口沿江大道武汉关侧边,有一条名叫“居巷”的小街,就是昔日的“猪巷”.从街名以“居”谐“猪”的一字之变中,便可寻出汉口猪行发生、发展的足迹.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清初已发展为“楚中第一盛处”.乾隆《汉阳府志·汉镇形势说》中称汉口“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重,船舶数千万,九洲各大诸镇皆让焉.”然而,随着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的骤增,对肉食需求也日益增长,原有的猪肉座商(宰户)看到仅靠就近自购自宰自销已满足不了需要,就有一部分人到省内外开拓猪源,有的成了贩运商,有的当了经纪人.开始时“规模不大,且是兼营”,经过一段发展,城乡贩运者兴起,成交量日增,专营猪行应运而生.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3月17日至20日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会员代表以及中国钱币学会、上海市钱币学会的代表共九十六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了由三十八人组成的第二届理事会,新产生的理事会一致推选马志飞为会长,蔡述传、查瑞珍、杨勇伟、王凯为副会长,孙礼新、杨荣春为副秘书长(秘书长暂     

汉口各行帮业及其贸易

清末至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汉口各行业的最初组织,举其大者有所谓八大行帮,即盐行、茶行、药材行、粮行、棉花行、油行、广福杂货行、纸行等等.八大行原列纸行,后因牛皮业日盛,进而列入八大行之内,其实已轶出八大行了.每行多者数百家,少者亦数十家,然有部帖之老行,还不逮此数.如盐行凡10余家,年贸易额约 400—5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