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与苏维埃战略方针的确立

正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共六大决议,对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战略方针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苦难辉煌 各领千秋——中共第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的广西籍代表

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珍藏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是飘扬在历史苍茫天幕上的理想旗帜!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神州大地,从此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7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溯参加中共第五、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召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历史性中央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一次以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第四次革命高潮中,并已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更加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48年4     

1928—1943 白色恐怖下的坚守

在敌人的多重"围剿"中,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的变节投敌,有的宁死不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面临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中共三大与共产国际

<正>中共“三大”是我党在建党初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在广东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批著名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共三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实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初尝试。回顾中共“三大”的历史贡献和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历程，     

走近中共三大

毛泽东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其中第一个法宝便是统一战线,它的最早运用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源头,是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     

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文化研究座谈会在达州召开

12月3日,由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红色金融专委会、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共同主办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文化研究座谈会在达州市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研究员马德伦出席会议,达州市委书记焦伟侠致辞。焦伟侠说,川陕苏区货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川陕苏区军民革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历史见证,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共六大的特点及其国际影响

中共六大是一次特点鲜明而又颇具国际影响的会议。其特点：一是不在中国而在莫斯科召开;二是筹备仓促,大部分代表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指定;三是代表党员人数统计不甚准确;四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召开,这对大会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六大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领导人提供一个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的窗口和零距离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讨论和总结,共产国际主动反省和检讨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不足与失误,并采取一些相应的积极措施;六大对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奠定了基础;六大的国际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积方面。     

发展与改造:抗战时期的中共党组织

作为一个非常重视理论工作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在学习苏联的同时,构建出一套符合自身行为逻辑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这种解释体系对中共的自我认同与身份塑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为其自身的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某种程度上讲,刚刚经历了苏维埃革命的暂时挫折,中共也需要在抗战时期,对思想和组织进行一次再创造.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共进行这种调适创造了契机,这种调适也促进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大发展.抗日战争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随着中日关系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共响应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同时对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判断也主动做出重大调整,从阶级革命逐步转向民族革命,将民族主义更充分地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成为一个兼具民族性与阶级性的革命政党.因此,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的利益",但同时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①中共革命的目标也顺应大势,及时做出了调整,既力图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也追求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并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     

中共二大确立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

正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斗争实践,在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基础上召开的。会议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确定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问题。这次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为中国各民族     

唯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一 迄今为止,在中国共产党93年的历史中,共召开了18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其中,只有八大举行了两次代表大会.细心的读者在看党史时会注意到这样两个名词:八大二次会议、八届二中全会.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于1958年5月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方志敏创建赣东北苏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讨伐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路旗开得胜,迅速占领武汉、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汪精卫于同年7月15日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这革命危急关头,中共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作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正确决策,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折。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党的总负责人的更换、《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遵义会议重要的转折成果就无法实现.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为纪念这两次会议召开8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武汉市委将于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武汉联合举办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欢迎各界学人踊跃投稿。     

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因其特色和贡献而被毛泽东称为李文林式根据地。2007年9月,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值此之际,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共吉安市青原区委、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办公室将联合举办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召开时间初步定于2007年7月,地点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届时另行通知。现面向全国征集论文。     

碧血写春秋,历尽磨难志更坚-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员周文元

周天元,武汉地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共漯河地区党组织创始人.1922年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庶务干事、中共郾城车站(今漯河车站)支部书记、国民革命军前敌指挥部京汉铁道大队三支队队长、湖北省总工会执委、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委员会行动委员等.1931年10月13日在武昌英勇就义,时年39岁.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受到亲临该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严厉指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拉狄克之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并担任此次会议东方问题提纲和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陈独秀,针对这种指责和分歧作了四次发言。出乎意料的是,拉狄克置陈独秀的发言于不顾,在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前,竟然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之外,签发东方问题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补充文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继续向中共和陈独秀施压。陈独秀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毅然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充分显示出陈独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中共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折

1927·八七会议:这是一次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这次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在中国革命史上,1927年是悲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生与死、兴与亡的重大考验。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