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

本文认为 ,自希腊化时代以降 ,由于城邦民主制度的衰落和希腊化、罗马等君主国的兴起 ,批判雅典民主制度的思潮得到了发展。无论是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等人笔下 ,还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塞罗或者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鲁塔克等人的思想中 ,雅典民主更多地以混乱、刻薄、无法制的暴民政治面貌出现。西方学者今天对它的肯定不过是民主政治再度符合了他们的需要。因此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现实的需要往往是第一位的。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英雄与民主——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剖析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种种现象,说明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作用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揭示古希腊宗教和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防范英雄观念。这种观念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贯彻,具体表现在雅典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笔者认为,这种对英雄的防范意识和做法充分体现了古典时代雅典人的政治智慧。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这种民主制度和规则的产物。他们遵守这种制度和规则并为之受难。     

浅论伯利克里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雅典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而正是伯利克里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推上希腊内部极盛的发展时期。古典时代的雅典产生了无数的先贤明哲,留下了巨大的文明宝藏,这一时期也就成为无数文人学者心中的乌托邦。本文试图着眼于伯利克里改革去探讨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意义。     

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民主与共和制度的运用

17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具有浓厚的古典氛围,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古典特色,上层社会的古典修养,以及近代资源的缺乏,让共和派思想家们大量借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抨击君主专制,积极阐述共和政治的优点,并以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制为基础,构想近代国家的制度与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古典传统可能直接激励了英国人的革命行动。霍布斯对古代自由和永恒战争状态的抨击,从反面体现了古典共和传统的积极作用。但英国革命毕竟是近代的产物,革命进程主要由17世纪英国的社会基础决定,而且共和派只是当时思想潮流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也主要来自近代的契约理论与天赋人权。古典共和传统主要是给他们已有的信念和行动增加权威的一种手段。     

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通常过分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而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则往往低估美国建国与古代经验的联系。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了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比较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常提出如何对比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这个问题,今就其主要之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城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不相同。无疑,民主政治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公民智力的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高度评价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说:“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政治话语。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是一种对即将成为正式公民的雅典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和宗教、政治教育的传统。埃菲比亚传统中的誓词内容已得到铭文证据的印证,其基本要素在古典作家的记载中存在较为丰富的间接证据。埃菲比亚传统可能在莱库古改革之前尚未制度化,但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古老性却已得到大量相关史料的充分印证。埃菲比亚传统及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构成对雅典民主制基本原则的损害,相反却对后者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保障与促进作用。     

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政治——以政治演说为考察对象

古希腊的表演文化深刻影响着雅典民主政治,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雅典政治演说的特征上.雅典政治演说在民主政体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同时,它本身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行为还具有特定的表演性,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过度发展将妨害其政治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雅典人对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批评实际是他们在表演文化的语境中对其民主政体运作方式所进行的反思.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率先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①,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希腊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②,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则较少.③.     

希腊的“自然哲学”和“逻辑学”

希腊哲学的标记是“自然哲学”,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模式是“逻辑学”。希腊哲学的大背景是地中海明,它的繁荣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是人类必须的,无论唯物或唯心的合理部分都是人类智慧的瑰宝。     

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199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希腊城邦·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论文集,收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古代史讲师莫根斯·赫尔曼·汉森的近作,题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文中指出,存在于许多现代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把古代雅典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加以类比,并且断言,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政权属于公民大会,司法权则归于祛庭。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与这种看法不同的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