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屈武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对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就是在当年的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屈武在“五四”运动中由于个人爱国激情的自然进发和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站在“五四”运动潮头上的学生领袖,为“五四”运动写上了亮丽的一笔。     

天下学子半门生?

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建国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张表方先生,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伟大的教育家。1903年,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便先后在南充高等小学和顺庆府中学任教,后又任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我们敬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当时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家乡创办南充中学,宏扬“五四”运动提出的“发扬民主、尊重科学”的精神,在学校内开设师范班、农业班、工业班、中医班等专业。他还在学校内开办工厂、农场、中医诊所供学生实习。当时这所学校内民主空气很盛,吸引了许多外地…     

批判胡适對“五四”運動史的歪曲

四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級、革命的小資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們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份人組成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资产阶級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适,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但胡适不仅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态度是相当反动的,而且事后还多方面歪曲“五四”运动的历史。本文拟就胡适歪曲“五四”运动历史这方面,予以初步清算。“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是以中国工人阶級队伍的壮大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屈武和孙中山的三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孙中山对屈武说:“中国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青年人身上。”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候,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了震动全国的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烈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5月14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心中十分激动,先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发动同学们赶制宣传标语和传单,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6月中旬,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在上海举行,并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各省派代表出席。陕西学生联合会推…     

汾阳中学的学生们参加了陕北红军

1913年,山西成立公立河汾中学;1915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铭义中学,后两所学校合体为汾阳中学。     

晋中《敌区烽火报》

晋中《敌区烽火报》胡平活跃在敌占区的党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１年诞生后不久,山西汾阳就有党的组织。１９３０年,冯玉祥部的军校驻在县城的河汾中学,文庙内的２９军图书馆,有不少进步书籍,学生们看了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参加了革命和抗日活动。“九·一八”和“...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八十年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起过并还在起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应该有一个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研究和思考,现在我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简述如下,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参考,欢迎提出批评指正。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     

亲手痛打卖国贼章宗祥

“五四”运动爆发之日,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曾身历其境,亦亲进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和毁物焚烧,动手打过卖国贼章宗祥。 1919年5月4日,北京气候不冷不热。下午1时,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其中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齐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每人手执小旗,旗上写着“拒绝和约签字”,“废     

冯玉祥“隐居”峪道河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暂时定居在山西汾阳县峪道河,过着失意苦闷的“隐居”生活.峪道河在汾阳县城西约30里处,两侧是高山陡壁,中间是一条小道,到处野草丛生.一片荒凉.初来这里,冯玉祥目睹如此荒凉之地,思想上极度悲观.每每忆及多年来惨败的情景,不免痛心疾首,潸然泪下.开始由邓鉴三给他讲解“四书”、“五经”.有时他独自一人到山头上高声呼喊,以泄心中的郁闷之情.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冯玉祥适应了这种环境,与旧部谈论时局的变化,总结失败的教训,他曾说:“大局如此,我们     

方国瑜与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一)先生字瑞臣,云南省丽江县人,纳西族,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正月十八日诞生。1922年夏,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乃外出远游,1922年4月到北京,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以品学兼优见重于师友,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先生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响导》周刊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后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1925年加入旅京云南学生的进步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积极鼓动革命。     

杨庶堪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北京求学兼做《川报》记者的王光祈。首先将北京学生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情景写成消息,用新闻电讯拍发到成都。任《川报》编辑的李劫人,将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这一消息于5月7日发表在《川报》上。     

夏曦其人

一、投身革命 夏曦,字蔓伯,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参加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是该地早期骨干。不久,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夏曦参加了学联领导下由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国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2月,他和毛泽东等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鞠躬尽瘁的史学家冯家升

冯家升(1904年～1970年),字伯平,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1904年8月16日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石像村。6岁入本乡私塾,后入汾阳河汾中学就读,仅读半年,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在本村小学教书谋生。1921年,就读于汾阳的一所教会中学。由于他勤奋苦学,学习成绩优异,因而于同年毕业,并考取了北京著名学府燕京大学历史系,受陈垣启蒙,致力于辽,金史研究;同时,又得益于洪业、顾颉刚的指导和勉励,学业上突飞猛进.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青年时代的冯家升开始阅读《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     

“五四”时期的罗家伦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轰轰烈烈地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思想运动。罗家伦就是“五四”运动造就出来的并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人物。早年他是一个爱国的学生,留学归国后,又出任各著名大学教授、校长,并参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外交事务。作为学者,他以整理与研究近代史饮誉一时,晚年又在台湾主持国民党党史工作。作为以“五四”为起点的学者而兼政     

武汉最早的中共党员黄负生(连载二)

六 投身“五四”运动1918年夏,黄负生应冼百言之邀到汉口致忠中学兼职教书。这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文科毕业后留校任中学部主任。而他的同班同学冼百言在汉口办的致忠中学,地址就设在汉口后花楼街的永庆里(现在叫永进里),过交通路再往上走一条宽大的石头铺成的路巷的顶     

怀念冰心大师

1999年冰心老人以99岁高龄去世时，我曾感伤地哭叹，又一位如灿烂繁星照耀过文坛的文学大师离开我们了!天意何酷?她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这80多年，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哪个没有受到她那感情真挚美而朴实的文学哺育?     

袁振英首倡中学男女生同校

男女生同窗共读,在今天的中学里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了,然而在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时期”却是一件十分敏感的事情。那么,这一反封建的壮举究竟是怎样发端起来的呢?回首这段往事,不能不归功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历史人物——袁振英。 袁振英,广东人氏,北京大学毕业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一度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成员。作为陈独秀的学生和追随者,他对新文化的传播也是十分热心的。1920年底,经陈独秀举荐,他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广东省的省立一中校长,从此,开始了他改革中学教育的生涯。     

贵州的“五四”先驱谌志笃

１９９９年 ,天津北方工业大学三位同志来筑 ,了解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谌志笃先生 ,在天津读书期间 ,和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声援北京“五四”运动 ,创办进步团体———觉悟社的史料。我陪同他们采访了谌先生的侄儿谌伯印和其他知情人士。随后 ,我又和远在广州的谌先生的女儿谌曼玲联系 ,承她大力支持 ,寄来了有关资料和照片 ,现整理出来 ,以飨读者。谌志笃 ,号石僧 ,贵州织金县人 ,于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 ,幼读私塾。１９０７年随父来贵阳 ,１９０８年进贵阳南明中学 ,１９１５年考入天…     

成乎，败乎？——“五四”世界语运动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头戏,也难怪有人干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白话文运动（至1921年,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文取得了正宗的国语地位）。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的世界语运动,就鲜为人知了。尽管如此,世界语运动在“五四”也引起了不少波澜,《新青年》杂志就曾于1916年到1919年,为此开展过一场历时三四年之久的大讨论。本文就“五四”世界语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受挫原因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