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

本文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１９７８—１９９８）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文章从重评、译介、开拓与深化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这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进而指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历史时期。其间在西方史学的引进中,虽然也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史学的输入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事实还表明,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我们必须继续引进西方史学,对此,也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也走过了30个年头。今年我们已刊登了多篇文章,对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回顾、对未来进行了展望。这一期我们又组织了3篇文章,分别从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发展多样性等方面进行回顾。这些文章从某一视角对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

20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取得显著的进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成果令人瞩目,如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先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宏著的问世,继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那样有开创性的作品出版,更有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与历史学自身理论)等方面的诸多论著的发表,在此不容——赘举。     

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当代西方诸多的新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的史学劲旅。国内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致。但近20年来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日渐得到填补,主要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给史学界带来的宽松学术环境。总的来看。史学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涌现了一批该领域的知名学,其成果大致表现为一些编的专门论述和数十篇发表的学术论。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孙中山与史学

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孙中山先生,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视从历史知识中汲取精神养料。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把史论政论结合起来,作为宣传革命、进行革命、思考中国历史前途及统一大势的借鉴。孙中山注意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对中国史学传统作出新的阐释,使史学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7—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全国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六十多名学者与会。在首先进行的圆桌会议上,学者们以"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视野"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张广智从西方史学史之史的角度,对近百年来中国的     

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研讨班招生启事

为了加强我国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及时了解国外史学的最新发展和培训中青年史学及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理论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决定联合举办“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研讨班”。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评《20世纪的西方史学》

与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所描述的兰克史学范型主导19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相比,20世纪的西方史学在形态上更加多样,在变革上更加剧烈。由此,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著作为我们阐述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不同侧面。①这虽能解决我们某个方面的困惑,却仍     

赫西俄德的史学地位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前史学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诗作《田功农时》和《神谱》中所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在西方史学的起源上具有重要意义 ,他本人是希腊史学从萌芽状态走向完全形成长过程中的最后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贵州史学界的大家——论王燕玉的史学贡献

贵州沙滩文化的最后传人王燕玉：不固成说,挑战权威,开贵州古史专题研究之先河,对贵州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成绩斐然。但贵州史学界对王先生的观点及研究成果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使得生长于贵州这块土地上的我们自己的史学大家几近湮没。     

关于西方古代史学“实质主义”的思考

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伍德的substantialism之substance,是古希腊哲学重要范畴ousia的英译,substance中译作实质。此两种译法均没有完整地表达ousia的原义。substance表达的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ousia是载体之意,而没有表达《形而上学》中ousia是形式的意思。substance译作实质,却超出了substance原义,而与ousia是形式有某些相合之处。本文乃采用中译名,遵循的是中文表述传统中的"名约"规则。柯林伍德的"实质主义"说,对西方古代史学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柯林伍德仅提出此说,而没有用文字表述其全部的论证思路,所以在理解上有相当大的困难。要较好地理解实质主义涵义,应将此说有争议之范畴与主要范畴ousia联系起来思考,对柯林伍德有关实质主义的说法作出综合分析,并将理解中存在的问题置于其说之理论基础古希腊本体论和认识论中加以考察。所以,本文对实质主义的理解,不可能完全重现柯林伍德的原意,而只是对其说的一种诠释。     

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安徽史学》2 0 0 3年第 1期所刊登的耿云志先生《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明显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偏离文章主题与中心 ,意在维护胡适 ;二是以己意曲解、推测史实而为胡适辩解 ;三是有不符合学术规范之处。     

新中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奠基人--陈赓

陈赓是新中国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的建院元勋,其工作在当代中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史上是开创性的.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及抗美援朝战争后的深刻启示是陈赓军事技术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陈赓的军事工程技术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军事工程技术教育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的思想与实践,围绕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军事工程技术人才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思想,"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的思想,以及以服务教学为宗旨的行政管理思想等.陈赓的军事工程技术教育思想与实践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哈军工"优良传统.     

联通古典与现代的一部史学力作——读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

在人类史学发展史上,古代史学遗产丰厚并对后世影响深远。A·莫米格里亚诺将之大致划分为波斯、犹太、希腊和罗马史学等不同类型,并由此追溯了现代西方史学的古典根基。其间,论者着重探讨了古代史学自身的相互影响、古希腊史学内涵特征以及塔西佗影响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在此意义上,全书深入揭示了古代与现代史学之间具体的历史衍生关联。遗憾的是,论者对史学某些共性特征关注不够,部分论断缺乏缜密的逻辑分析。     

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

近 2 0年间 ,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已有了长足发展 ,但仍有不少事情要做。历史学家的任务 ,在于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和回答新的问题。不言而喻 ,这对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 ,因此要加强研究中的理论的归纳或理论的概括。我们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应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很难想象 ,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中能够充分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体系 ,首先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理论体系。当前应更加重视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学风建设     

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

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受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该时期的历史表述产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其一为表述主题发生转变,由原来侧重表述天命、族群及周王朝的发展,转而侧重贵族家族或诸侯功业等主题,开东周诸侯国史述作之风。其二为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渐趋丰富多元。西周衰亡刺激时人反思历史,审视时政,开始就历史动因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实即私人述史的一个开端。其三为述作群体扩大,人数较多的中下级贵族及普通士阶层开始成为历史表述的主体。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观念的约束,就历史与政治发表看法或讴歌主君,"君子作歌"之风由此而起,实为春秋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

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就建国以来所开展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无视张芝联先生(1918—2008)的贡献,那么这段史学史的历史不但会显得苍白,甚至还会出现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法国史和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张先生从不主张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相反,在他的论著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一直坚持保持自己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这一立场,意味着中国学者在接触、引进西方学术的时候,必须基于中国学术的传承,符合中国学界的实际需要。张先生1986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外国的经验有许多启发、示范作用。但他同时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照搬一个既有的模式或者按照一个现成的菜谱做菜”。①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形,但也可视为是一种夫子自道。张先生在1991年为高毅《法兰西风格》一书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说,“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②概括张先生的观点就是,史家必须与时俱进,不应囫囵吞枣、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照抄,因为学术思潮的形成,通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文化背景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