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尊周汇编》纂修略考

朝鲜王朝臣服清朝后,为了彰显"春秋大义",恪守"尊王攘夷"儒家礼义,践行"崇明报恩"理念,国王正祖敕撰《尊周汇编》,纯祖年间完稿,乃朝鲜王朝所编修最重要的一部尊周史书。此书经李书九、成大中父子为代表的两代人员近三十年努力才编成,成海应最终定稿。该书在中朝关系史上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近世中朝史学交流中,明代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的地位尤殊。该书旨在宣明尊华攘夷的正统史观,并以"节要"的形式续作《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之后的宋元历史,可谓宋代义理史学在明代的重要表现。《资治通鉴节要续编》自明中期传入李朝朝鲜,历经多次翻印,流传甚广。它在朝鲜王朝逐渐与《史记》、《资治通鉴》及《通鉴纲目》相比肩,成为朝鲜君臣及一般读书人掌握宋元历史的主要渠道,乃至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优先读本。书中倡导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及对宋元史事的评论意见,更对朝鲜人士的史观、史论有深入影响。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的东传朝鲜——以《少微通鉴节要》与《十八史略》为中心

宋元明时期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版业的发达,产生了诸多普及性史书,江贽《少微通鉴节要》和曾先之《十八史略》即其典型代表。两书约在丽末鲜初传入朝鲜半岛,明人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义例改订的版本迅速风靡朝鲜社会,成为朝鲜各阶层了解和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曾、江二史在朝鲜王朝前期备受推崇,出现了诸多续补之书,但到朝鲜王朝后期,士人特别是实学学者受清代学术影响,针对两书展开了系统批评,不仅抨击其义例与内容不符之类形式方面的问题,也对书中所载史实的可靠性进行质疑。即便如此,两书在童蒙教育中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图像中的现实与想象——朝鲜时代燕行之路的时空表达与视觉呈现

本文通过对朝鲜时代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朝贡和使行的基本制度的考察,明确了"定期使行"与"临时使行"的具体时间安排、人员构成、使行礼制,以及由于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之间外交关系的不同,在不同时期如何形成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不同的使行路线。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保留至今的使行图、燕行图、朝天图、契会图等以册页、屏风、卷轴画等形式留存下来的视觉图像,讨论朝鲜时代的朝贡与使行是如何被视觉化,而且如何通过图像的形式在这一时期的明清与朝鲜关系中发挥作用的。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明朝对藩属国颁历授时,是其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体现。明朝对高丽/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初年才形成定制。朝鲜使者每年岁末兼行奉咨请历,明廷赐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由使者赍回。若不及领取,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王朝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自印小历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有时,所造之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朝鲜王朝谨防此违制之举被发现,常审慎对待明使。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王朝具有权威地位,李氏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修订本国历注。入清以后,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语境中,明朝颁历之举还体现出深远的后续影响。     

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朝鲜与中国联系悠久,也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宋元以后．儒家思想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由于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化联系更为密切．使程朱理学同样在朝鲜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朝鲜王朝的政治建设发生了重要作用,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政治建设的影响。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中华本诸史《选举志》商斠

<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七部史书,皆有<选举志>,对于研究我国从隋朝以后确立的科举制度以及相应的学校教育、选官制度等,参考价值颇高.笔者做<七史选举志校注>,均以中华书局整理本为底本,并参考今人诸多成果,受益匪浅,但也发现中华整理本存在标点与校勘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列出商斠,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谈明清俗语辞书在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作用

明清俗语辞书在中国古代辞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今日大型语辞书的编纂也有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权威性的《汉语大词典》在编纂时似乎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本对此作一拾遗补阙的工作,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史

研究和编纂史书,弄清史实很重要,但是,光有史实还不能成为史书。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研究和编纂国史,必须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庐陵史学特征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庐陵史学发达宏富,史备众体,尤其是在宋明时期,史学大家叠出,史学著作丰硕,史书类型繁多。诞生了龙衮、欧阳修、徐梦莘、罗泌、龙文彬等众多的史学家,编撰了《江南野史》、《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三朝北盟会编》、《路史》、《西域行程记》、《广舆图》、《豫章书》和《明会要》等重要史学著作。庐陵史学重文献网罗、考证和历史经验总结,从整体上看具有父子同撰、通今博古、文史兼通、诗文咏史、金石证史等特征,有史料、校勘和辑佚价值。庐陵史学享誉海内外,口碑较好,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