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由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折的 重要标志,是本世纪20年代最著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李大钊的史学理 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卓著 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如此,也是当代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值得珍视的重 要历史遗产。 笔者曾就近代中西方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的角度,考察过李大钊由研究近代资产 阶级历史哲学转而接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心路历程,肯定了李大钊的 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本文则拟就李大钊的史学理论 研究内涵略作考察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史学以独特的方式反映时代变迁的脉搏和社会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产生、传播和发展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经过纵向的批判与继承和横向的比较与借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史学当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分支学科,在日本近现代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流变及其影响

<正>学术界通常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出现是在1919年美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距今恰好百年。百年来,受国内和国际双重环境的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对美国史学和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初期发展作为一种史学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以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为基础的。     

走出“史学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省与重塑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深刻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和作用都产生了全新认识,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经历了危机中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脱离革命史学的轨道,开始从经学向科学回归,构造一种多元开放格局,从而推升到一个更高的境域。今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正视和汲取"史学危机"讨论取得的成果,才能健康发展,日进日新。     

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在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史学根本对立的观点,以其巨大的科学威力,向资产阶级史学提出了挑战。 简略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压力和影响下,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危机和变迁,这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巨大科学威力,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试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章太炎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对于他在政治上、哲学以至小学和经学方面的成就,学术界已经论述很多。但对于他在为创立资产阶级“新史学”方面的贡献,则迄今还研究得很不够。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这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以及发展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试图简略评述,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们。章太炎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也是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的。早在上世纪末,他就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反封建的武器。他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为此,撰写过大量史学论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于沛今天,我们已经站在２１世纪的门槛上,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激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它是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产儿,其萌生、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深刻变革的文化选择过程。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前途的选择,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继承、创造、创新的选择。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的沃土,而非已逝的凝固之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姓"马",     

社会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新微观史学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新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社会史的各个领域,其史学思想对各国史学研究都具有广泛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史学”本身亦综合发展,其包容度日益扩大,产生了诸如计量史学、即时史学、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心态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名心态史学家伏维尔甚至称心态史学为“长时段的优势领域”。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的心态史学中,     

Analysis of Japanese influence on the three major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in early moder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ree great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of New Historiography,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arly modern growth of modern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ploring how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ers selected, deviated from, and assimilated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while also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how the recipients utilized Japanese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s and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Japanese scholars in researching Chinese history to construct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a study of the academic trend of indigenization.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论永嘉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永嘉事功学派是南宋浙东史学的重要分支 ,在史学思想上具有经世致用、经史并重、求真务实等基本特征 ,对当时以及后世史学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近代媒体的发展与作用

培养近代国民是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是国民的内在属性。甲午战争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能够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舆论条件。战争与媒体交互影响,使＂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强化,对外形成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优越感和蔑视感,军人被英雄化、神圣化,围绕战争也形成教育方式多样性,民众由此达成了对天皇和国家的认同,甲午战争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民族＂特质的重要标志。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全国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绍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与五四运动本身有重要关系。作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巴黎和会进一步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运动期间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历史舞台,使一些知识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     

NOT QUITE AN UROBOROS: THEORY,POWER,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JAPAN

Katsuya Hirano's The Politics of Dialogic Imagination: Power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Japan offers an Althusser‐inflected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structures and the economy of 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a focus on lat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Edo. Hirano spells out his cultural assumptions, and then examines the cultures of parody, comic realism, the grotesque,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iji state and the body. This theoretical tour de force, however, raises many questions regarding its assumptions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early modern Japanese polity, elided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s such, it will stimulate ongoing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place of theory, and in particular of neo‐Marxism,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 --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新中国60年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实践与探索

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