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安克斯密特

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史学理论领域中叙事主义理论范式的正式登场。1983年,初出茅庐的安克斯密特发表了他的《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①一书,开始进入史学理论领域,并逐步成为继     

李大钊对“历史”概念的探讨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大钊著的《史学要论》,标志着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在此书中,李大钊提出了历史的完整的定义。他的这个定义是有两个形成的过程的。他曾经思考过诸多国内外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的定义,但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才真正明确了历史的概念。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他的史学思想中很有价值的重要内容。     

伊西多礼《辞源·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

7世纪初西班牙塞维利亚大主教伊西多礼的《辞源?论史》是中古早期对史学撰述体裁最为理论化的论述,但也长期被学者们认为逻辑混乱。本文结合当时的史学实践,进行仔细的文本解读,发现他的论述不仅不乱,而且还是对史学撰述实践与时俱进的反映。如果将他的论述作为导引,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由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史学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从古代史学向中古史学的过渡。     

彰往察来,开启新进——记《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2011年6月25日,由《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清史研究》、《人文杂志》和《天津社会科学》等编辑部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甘泉先生等人,通过来电或以写信的方式对会议表示祝贺。与会的专家学者回顾了白寿彝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创刊、办刊的经历,充分肯定《史学史研究》的办刊成绩和办刊特色,并对《史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兹概述如下:     

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1961年《史学史研究》①创刊以前,由于史学史尚未形成为一门普遍的学科②,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最初目的,便是"主要用于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这三十年》,《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在《史学     

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

全祖望是清代前期著名学者,曾补撰《宋元学案》,向以史家著称。他作为史家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出发,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多有创获。本文即就上述三个方面,探讨全氏在史学以及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我心目中的《史学月刊》

《史学月刊》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喜欢并经常阅读的刊物之一。它不仅给我以知识,还扩大了我的治学视野。《史学月刊》的前身是《新史学通讯》,是我国著名学者创办的。当时史学刊物很少,在河南省有《新史学通讯》,在天津有《历史教学》。新史学从那时进入我的记忆。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才有今日的收获,《史学月刊》成为我国史学研究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

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涉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在中国,《周易》奠定了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哲学基础,《史记》则是表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代表性史学文本。在《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历史叙事的最大空间跨度;涵盖多方面内容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一个跨文化话语。在西方,波利比乌斯《通史》是体现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典型文本。《史记》与《通史》孕育于东西方具有帝国性质的历史空间中,就两者体现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际遇而言,《史记》与《通史》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延展曲线。     

求真写实 追寻历史真相——《史学月刊》创刊一甲子感言

《史学月刊》1951年创刊时,不过是史学园地里一朵清丽的小花。60年后的今天,在极富史学资源的中原大地上,历经风雨变幻后,它已经长成枝柯繁茂的大树,更为光彩夺目。我从1955年开始正式学习历史专业,《史学月刊》一直是我时刻必读的心爱刊物之一。近二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略论“隐喻解经法”对早期基督教史学思想的建构

西方古典史学至公元一世纪时已渐趋困顿,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则为其召唤了一位拯救者——上帝。而早期基督教的隐喻解经法,正是促成此举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它让古典史学中作者的自我主体,转换为上帝的神意载体,使上帝降临于历史撰述者自身;二、它更促使上帝成为史学撰述的客体与目的,令历史由对人事的再现,转向为对神意的显现。这一过程由斐洛肇创,经保罗、德尔图良、奥利金等转构,最终完成于攸西比乌斯。借助于隐喻解经法,基督教于是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结构。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

2 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家中 ,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不但以扎实的考据成果解决了大量历史疑难问题 ,而且以开创性的研究 ,拓展了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其他历史辅助学科等多学科领域 ,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关于陈独秀历史观的若干问题

陈独秀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观值得我们研究。他视历史学为一门科学,他对中国古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科学体系以及近代社会的性质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提出了看法,有的符合唯物史观,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影响,有的则缺乏科学性,存在明显的缺陷。陈独秀历史观影响他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态度。     

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

何炳松是较早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者。他率先将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向国人作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 ,又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对西方史学中的史学学科理论进行译介和阐释 ;在使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 ,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