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中,西北边疆史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研究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社会化、生态变化、地理、交通等问题,尤其是研究历代中央政府治理开发西北边疆的历史,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在20世纪百年中,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20世纪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西北边疆史地之学的发展,曾有过四个高潮时期。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学界在西北边疆史地文献整理、西北边疆经略与边疆管理、西北边疆民族史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改变传统的研究路径,全面、系统、综合地研究西北边疆财政、边疆民生、边疆生态、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边疆民族地区对国家认同等问题,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需要认真对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

20世纪初是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兴盛期,大批探险家、学者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地理、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充分利用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其三次西北腹地考察,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有不少创新。他对西北历史、地理中的诸多问题,诸如中国史前史、额济纳地区汉代边防遗址、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考证,为西北史地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前进中的回顾——写在学术专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终刊之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一部中国史,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均有边疆史地研究的对象。为了推动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编辑部的鼎力相助下,从1987年9月始在《西北史地》上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以中国边疆史地作为研究主体而独辟学术专栏,在40年的大陆史坛上尚属首次。因而,颇得历史学界,特别是地方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研究同仁的关心与支持,使专栏成为发表边疆史地研究论文、沟通彼此信息的小小园地。     

边疆史地研究与民族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显的发展。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特点的边疆史地研究在继承历史、边政、舆地、方志、游记等传统的同时,开始吸收和借鉴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边疆史地研究正在形成贯通古今的新特点,体现出服务于现实边疆建设的应用性功能。所以,从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来看,虽然定位于边疆,但并不局限于史地。     

近代历史研究与民族文化认同

<正>晚清以来,对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形成高涨之势。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直接缘于边疆危机的严重状况,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反映了时人的民族忧患意识,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要求,也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得到体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輏纪行》等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均体现出要通过严谨的边疆史地研究以贯彻其经世之学的意图,使人们     

2002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

综　　论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马大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1期组织跨学科力量对中国边疆重大问题研究进行联合攻关马大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4期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赵永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3期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马晓军《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 2期试论中国历代王朝民族政策的特点方立军《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 2期中国历史上有关民族事务的机构及其措施述略明　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第 4期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西部政策李绍强《齐鲁学刊》第 2期隋唐四方馆、鸿胪客馆论…     

清代学者对于西北史地之研究及其著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史念海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十分重视对边疆史料特别是西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先生写下了这篇文章,旨在揭示中国疆域沿革的历程,以激发国人的抗日热情。史先生认为: 清代学者十分关注西北史地问题,早在乾嘉时期,即有人致力于西北史地之研究;乾嘉之后,西北边疆多事,探讨西北史地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或整理史地文献,或撰写史地专著,或记述清廷在西北的武功,或记载中俄在西北的界务,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边疆研究三题

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了进一步发展这门学科,我想就下面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特点和研究重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是边疆史地研究的核心和基本内容,弄清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特点,对我们确定边疆史地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很有帮助的。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特点,我认为主要是:1、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边疆的巩固、动乱、变化、兴衰等,无不与少数民族的活动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关,因此历史上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关系问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马大正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正如中国边疆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本世纪到来之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至少已有２０００年以上的发展史,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     

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

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清代内府铜活字印书的问题颇为关注,关于印书的数量、品种及活字的制作方法、插图版画的制作工艺、铜活字套印技术等问题,研究者多有不同看法。本文根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存实物,结合著录文献进行考订,核实了现存铜活字本的数量,并对铜活字的铸刻、活字印本的套色诸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古史新证》、《古文新证》辨析与近代史学

本文主要通过对民初史学界语境的考察,论证“古文新证”为王国维1925年清华国学院讲义的标题及其本意。并由《古文新证》分析王国维与民初史学界的关系,进而理出民初学者治学方法和态度的差异及其隐含的共有的价值取向。     

东汉伦理政治初探

伦理政治的迷失是新朝政权倏忽兴亡的重要原因.刘秀复汉的成功,与对儒家思想的借重是分不开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东汉极力表彰的意识形态,享有崇高地位,并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伦理制衡既体现为东汉前期皇帝对治道和施政政策的主动调整,也体现在儒臣对朝廷决策和施政的约束和引导,从而发挥了一定的政治调节作用.东汉素来以朝廷表彰名节、士风高亢而彪炳中古史册,这构成该时期伦理控制的鲜明特征.东汉社会的伦理冲突,集中表现为清流士大夫捍卫德治传统、与黑暗势力的殊死斗争.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搜集史料要求“全”,整理史料要求“实”,考证史料要求“真”,利用史料要求“准”,这些直接关系到所出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类型多种,既包括有关的文件和档案、文集和文稿、报纸和新闻稿、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资料汇编,又涉及地方史志、史学史料、国外资料、批判研究资料。就此文献史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和具体分析,可加深对其真实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认识。建国后,学术界十分重视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工作:搜集相当广泛,整理比较系统,考证多有创新,利用成效显著。倘能对此丰富实践继续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无论对于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

唐代监修国史初设于贞观三年 ( 62 9) ,之后遂形成定制 ,直至唐亡。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负责史书编修工作 ;裁断疑难 ,审正史稿。唐代监修国史制度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历过一些变化。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一相监修制 ,终太宗之世 ,担任监修国史的只有房玄龄一人。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开元前期 ,实行的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自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亡 ,实行的又是一相监修制。唐代监修国史者绝大多数都是宰相 ,但偶尔也有其他人员充任。玄宗以前 ,监修国史之称号恰如其名 ,玄宗至德宗时 ,改称“修国史” ,德宗之后又恢复旧称。     

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

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结合运用,能够更大程度地赋予普通民众阐释自身历史的权力,推进宏观论证与微观调研、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的同步进行,不仅有助于挖掘新史料,还能够拓宽研究视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对“文革”史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清史编纂中档案的整理和利用

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是清史编纂工程的基础。目前,中国大陆约保存2000多万件清朝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近代史所收藏了清代档案70多万件,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历史档案馆等也有约3万多件的清代档案。其中,康熙中期以前的许多档案是满、蒙文,康熙到乾隆前期有相当多的是满、汉合璧。清代的中央档案,特别是大宗的内阁题本和宫中朱批奏折是研究清代社会国计民生、庶政刑名各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因此,清朝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应贯穿于清史编纂的全过程,换言之,这一工作是清史编纂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