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夏商奴隶社会说

正最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一定程度上存在淡化甚至回避"五种社会形态"等理论研究的倾向,诸如奴隶社会的相关理论认识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推进(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然而"逃避社会形态理论的辩论终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因此,在当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持续深入的学术背景下,     

土地所有制与中国奴隶社会

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有论者将七十年采的研究成果归纲为”三论五说”八种不同意见。三论即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这是早在40年代形成的三种主要意见。五说即后起的与战国封建论意见相近的春秋统一说和秦统一说，与魏晋封建论意见相近的西汉统一说，东汉统一说和东晋统一说。近年来又出现一种无奴隶社会说，持这种意见的论者或认为“夏商是封建社会”，或认为“夏商二代可以称之为‘氏族封建时代”’。说法虽然不同，但都“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都认为中国在原始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     

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

魏晋南北朝(以下或简称六朝)隋唐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位置,中日学界迄今尚无定说。远不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学界都曾就中国古史分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中国学界形成了所谓“三派五说”：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     

“氏族封建”说与先秦社会形态再思考

晁福林先生在"中国无奴隶社会论"主导下,提出了夏、商"氏族封建"说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理论"。由于学术界对有关夏商时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理解和判断颇相悬殊,再加上其所借用的"长时段"理论,难免造成"封建制"三段论标尺不一,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体系尚待学术界深入推敲。"无奴学派理论"能否成为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最后定论,如何统一"无奴学派"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认识上的分歧,对学术界早期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成果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都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应继续关注和持续探讨的关键性学术难题。     

古史分期新说述评

关于古史分期的讨论,如果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已有70年了。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对前50年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评述。50年中参加讨论的学者数以百计,发表的论著不下800篇(部),他们各抒己见,形成了西周、战国、魏晋“三论”和春秋、秦、西汉、东汉、东晋“五说”。尽管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过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78年10月在长春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是对“三论五说”的一次大检阅,以后几年里虽然仍有几十篇讨论…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张金光教授访谈

中国古代(周——清)社会形态可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这一分期初步构建了一个奠立在历史实证基础上的、粗具规模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理论分析体系和叙述方式,具有属于自己的、独创的系列范畴、概念,主要包括"官社经济体制模式"、"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体制式社会形态"、"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四期说"、"实践历史学"、"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等。我所采取的方法可名之曰"实践历史学",其指归为"入于史,出于史"六字大法。学术研究唯当求"真",学问之道,贵在维新,"超越"乃学术之本质属性。学人当勇于修正自己,超越自我。惟其如此,学术才可永葆其青春。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对它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迄今已经有大约七十多年的时间。其中,前50年的讨论,大体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体系之下进行的。可以把众多的分歧意见,区分为“三论五说”。三论是：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是：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周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争论的焦点，因各派学者迟迟不能统一意见，解决问题的希望遂被寄托在新史料的出现上。当此之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也有判定社会形态的需要，于是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逐渐与古史分期讨论出现交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互动是上述两项研究相互作用的缩影。自郭沫若将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古史分期争论受到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的启发，反过来又推动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探讨郭、胡二人之间的互动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助于了解古史分期争论在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的支撑下取得的进展，也可捕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学科之外造成的余响。     

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

20世纪初年,日本汉学界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有所影响。1920年代,"抹杀论"争辩余波转移至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论战,而国内正值"古史辨"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受东邻之影响,先后有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有史料显示,中国学术界不仅对日本提出的"抹杀论"并不陌生,而且东瀛汉学界这场持久论战,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作为近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领袖人物,亦了解白鸟库吉,并接触过其论著。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土与域外存在学术上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３０年代到现在,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已经历过近７０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李祖德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以下简称《综述》,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     

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学术与西方汉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学缘关系。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即是一个绝佳的例证。在"古史辨运动"发生之际,胡适、顾颉刚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即是从美国学者迈尔与德国汉学家夏德等人的"疑古"论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而胡、顾二氏继而主张的"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之论则是直接受到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时代》的影响。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对《古史辨》第一册的介绍与评价,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历史或最为诡异的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旨在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左传真伪考》,反倒被"疑古派"拿来证明今文家言,以推进"古史辨运动"中关于今古文学问题的讨论。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这一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缘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

"五朵金花"问题在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在唯物史观史学体系中,尤其彰显出学术与现实、史实与理论间的错综关系。"五朵金花"在"十七年"时期竞相绽放,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设与充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集中反映。古史分期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历史特征作兼具史料与理论综合考察的重要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农民战争问题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甚大,却由于全面颠覆传统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时至今日,"五朵金花"关注思考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特点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深入反思前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一路走过的经历和获得的经验,就显得更有意义。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古史辨”关联发覆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比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围绕顾颉刚及"古史辨"而出现的诸如"破坏"、"建设"、"疑古"、"释古"等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不宜仅取其字面意思随意使用。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封建"考论》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     

古史辨“抄袭”公案新探——兼与廖名春、吴锐两位先生商榷

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钱玄同、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是否受到了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直接影响,是20世纪末以来困扰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廖名春指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主要源于"尧舜禹抹杀论"。吴锐则持反对意见,甚至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廖、吴二氏的说法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钱玄同、顾颉刚在当时确曾通过一些间接文本对"尧舜禹抹杀论"有所了解,但了解不等于受其直接影响。推测此中缘由,要在钱、顾二氏并不认为"尧舜禹抹杀论"是一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故受其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抄袭"之说更是无从讲起。这桩学术公案或就此盏棺论定。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