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绘画与宫廷画家——天津博物馆明清宫廷绘画展

明清宫廷绘画与宋元院体画风格体系一脉相承,作品多工整细致,注重写实并带有皇家的雍容华贵之气。宫廷绘画是一种与封建皇权体制息息相关的特殊的艺术形式。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代表意识形态的宫廷绘画艺术更多地被赋予了树立主流美学典范、弘扬封建正统思想,传达统治者政治意图的职能。宫廷绘画的创作受到诸多限制,宫廷画家一般要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待皇帝批准后再“照样准画”的绘画制度等,这些都导致了宫廷绘画整体风格的谨严性和统一性。     

避暑山庄博物馆馆藏的几幅清代宫廷绘画

清代的宫廷绘画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绘画领域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画家,在内容、艺术形式和绘画技法上都表现得丰富多样,同时也承载着细致而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本文选介了避暑山庄博物馆馆藏的四幅清代宫廷绘画,以供研究赏析。     

收藏齐白石绘画之我见

齐白石作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师,其书画作品在民间及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均有不同数量的收藏。由于他的作品尤其是绘画,从题材到笔墨都紧跟时代,因此受到了上至艺术品藏家,下到平民百姓的广泛喜爱和搜求。     

江苏历代绘画鉴藏略说 兼议绘画收藏群体的出现对江苏绘画流派产生的影响

江苏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既成的传统文化定势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收藏观念的确立与形成。这不仅对江苏绘画本身的发生发展、绘画流派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绘画收藏需求,从而不间断地产生了收藏。     

从宫廷绘画及相关文献论清代御窑瓷瓶

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华传教,随即被召入内廷,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画院供奉。有不少清代宫廷绘画出自他的手笔,郎氏兼融中国工笔与西洋画法,别开蹊径,影响深远。     

透视流散在欧洲的清宫绘画

笔者在博物馆收藏及艺术品拍卖资讯中发现,清朝宫廷绘画的出现与收藏,具有两个并非有趣的巧合,暗含着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反映在欧洲的博物馆和拍卖市场中。     

南宋宫廷绘画中的“谍画”之谜

本文根据宋代的文献材料,从大量的宋人册页中甄别出一些在军事上具有特殊功用的绘画。据考,在南宋出使金国的使团人员中,潜藏有擅长山水画、人马画的画院画家,他们奉命描绘金国的山川地形和女真人的军事活动,笔者称此类带有间谍用途的南宋宫廷绘画为“谍画”。本文阐述了“谍画”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南宋出现”谍画“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原因,对此类“谍画“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发现宇文虚中、萧照和陈居中等是可知的南宋”谍画“的作者。此种从军事角度认识某些宫廷绘画,尚属尝试。     

老舍:宋徽宗的鹰也不换齐白石的鸡

在中国作家序列中,很难找到第二个像老舍这样的人。他既写话剧、歌剧、电影剧本,又写京剧、相声、快板,“英式幽默”与“北平大杂院诙谐”调度自如;他有很多爱好,从打拳、唱戏、养花、养猫到玩骨牌、下小馆、打扫卫生、和小孩子交朋友;他积累了各种杂七杂八的小古玩,收偏门,会捡漏,不要上了谱、入了册的名作,看着漂亮、觉得美就可以了,如果是朋友送的,哪怕有缺陷也完美,“谁管它,反正我就有这么种脾气!”     

试论六朝绘画对画像砖的影响

画像砖作为六朝绘画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受到六朝绘画的深远影响。其与六朝绘画题材、技法、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宋徽宗墨笔花鸟画初探

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本人的气质。作者认为,宋徽宗墨笔花鸟画的渊源,一为五代兴起的以徐熙为代表的江南花鸟画派,一为宋代中叶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因此,宋徽宗以特有的文人情怀致力于其他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江湖之思、林泉之趣,但又因其特定的帝王身份,其墨笔花鸟作品仍带有雍容的气貌而缺少荒远之境。值得注意的是,徽宗将文人情趣引入宫廷绘画,改变了宫廷绘画历来的富丽倾向,其墨花开元代之先河。     

两宋宫廷书画储藏制度之变:以秘阁为核心的鉴藏机制研究

两宋宫廷储藏书画之主要机构为肇建于端拱元年(988年)之“秘阁”。学界目前对两宋秘阁之宫廷书画鉴藏机构鲜少涉及;然而在两宋历史的渐变进[1]程中,秘阁院址几经迁徙,其省舍建筑、规模设备、储藏库房、职事权限呈现阶段性之异动,凡此异动,微妙波及两宋宫廷书画创作机构之权力。审谛秘阁内部的发展变化,北宋初期的秘阁仅为书库,秘阁藏品搁置混乱;南宋秘阁以秘书省“经籍案”专掌藏品储藏管理,制订出一套科学管理方案及定期查验制度。南宋秘阁设备完善,功能亦由储藏至鉴藏,并进而取代、接掌了原归画院行使的六项职权,这指涉南宋秘府职事增多,被赋予之权限相对扩大,画师职事则反遭萎缩。以上变化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暨赖以支撑之外在条件,承载并推动了两宋秘阁职制地位之流变。北宋初期秘阁地位低落,然而一入南宋,华阁飞升,秘书省于皇朝政治体系中岿然杰出。南宋秘阁仰载皇权,书画藏品开放对象转为朝中官僚集团,鉴藏制度吸纳入庞大的官僚机构运作体系。作为官制的一环,当皇权集中,政局稳定,或出于帝王强烈的赞助意愿,秘府权限向上攀升,秘阁收藏之规模力度亦随势攀升,于是秘阁有效率地发挥其外搜、内藏之双向功能。     

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书画作品从民间进入清代宫廷,并在乾隆朝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这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自清王朝覆亡至满洲国出笼,逊帝溥仪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及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史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试论宋代的市民文艺和商业

宋化繁荣昌盛,是华夏化的顶峰之一,本试图从宋代的市民艺的出现及其与商业两的关系中,剖析宋化兴盛的原因。     

南宋海防初探

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宋人《睢阳五老图》考

北宋名臣杜衍及毕世长、朱贯、王涣、冯平,致仕后归老睢阳,晏集赋诗,时称“睢阳五老会”。当时名人欧阳修、范仲淹等18人曾依韵和诗,时人绘成“睢阳五老图”,钱明逸为之作序。其中宋元明清数十人为之题赞,可谓流传有绪。近代,图、序及十数人的跋被人分别卖到美国的3个博物馆中,50余家题跋则藏于上海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即有关于此图的出版物和研究文章,但因自宋代以来多有摹本,致使研究者常常以此为彼;又因图、跋分藏海内外,使人不能尽览,妨碍了研究的深入。本文从此图的图、跋现状、相关的文献记载、作品的流传经过及摹本等方面加以辨析,对以往研究中涉及的此图绘成的时间、北宋人和诗与此图的关系、序跋言及的吏实、图作者的误传及序文改字等问题进行清理,力求对此图的进一步研究做一点基础工作。     

清康熙朝大学士王掞奏请建储始末

清康熙朝的建储之议,一直以来备受清史研究者关注,惟康熙晚年大学士王掞密奏建储一事的始末,尚未尽白于世。弄清此事原委,对了解康熙册储思想的变化及王挾家族的际遇,不无裨益。本文通过文献及史事考证,以厘订《文献丛编·康熙建储案》所收王掞议储密折的奏上时间为主线,进而剖析王掞议储的心理及康熙处理此事的隐衷。     

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

人口数量是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他们关于宋代城市等级的看法,研究思路都是通过广泛搜集文献记载中偶存的宋代城市人口数据的片断信息,归纳得出结论,但相互间歧见颇大。其实,宋人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表述更多地是出于意象,宋人的这种意象,与其说主要依据于实际人口数量,不如说依据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因此在时人意象中城市规模的差序格局就形成了都城百万家、路治十万家、州军与重要县城万家以及一般县城数千家这样几个等级分明的序列。这说明至少就某种程度而言,在两宋士人的心目中,城市的行政地位比它们的实际规模更为重要。讨论宋代城市发展史不应忽视这一史实。     

读有关宋徽宗画艺文著的点滴体会——兼及《听琴图》为赵佶“真笔”说

宋徽宗赵佶在绘画史中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不朽人物。对于他的作品历来就有代笔之说,且流传至今的遗作为数有限,而其中精美之作亦往往被鉴家定为“代笔和御题画”。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赵佶之作皆被视为非赵佶的“亲笔”。作者有感于此,乃重新学习有关文献记载及当代论画名著,略有体会,因而提出个人的不同认识,特别对于《听琴图》提出了为赵佶“真笔”的七条论据,为研究赵佶“真笔”提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