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

章对中国汉传佛教史上长期争论的竺法护的生卒年问题进行了考证,得出其生年为公元228年,即曹魏太和二年,岁在戊申;卒年为公元306年,晋惠帝永兴三年,岁在丙寅。并从学僧时代(236～265年)、译经时代(266～290年)、草创关河学派时代(290～306年)三个阶段论述了他翻译佛经和创立学派的过程;介绍了他的佛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的地位。     

北凉沮渠京声译经述论

北凉沮渠京声译经述论杜斗城北凉是“十六国时代”由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在河西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存在虽然只有几十年①，但其于佛经的翻译及石窟造像方面却有突出表现。以前笔者曾简单涉及过此方面的问题②，这里拟对沮渠京声的译经再作一较详述论，其目的无非是抛砖...     

盂兰盆之意——自恣日的“饭钵”

“盂兰盆”一词出自竺法护汉译《盂兰盆经》。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讨“盂兰盆”究竟意味着甚麽。一般引用唐代玄应在《一切经音义》中对该词的解释,即“盂兰盆”意为“倒悬”。自释迦牟尼时代一直至3世纪,佛经是用口语流传的。直至3世纪末,口传佛典才逐渐用梵文改写。唐代玄应缺乏对於印度口语的理解,因此他对“盂兰盆”的解释极其牵强,毫无根据。“盂兰”很有可能是来自梵文odana（米饭）的口语词形olan（a）的音写,这样“盂兰盆”就意味着“盛着米饭的钵”,《盂兰盆经》就意味着“饭钵经”。笔者认为《盂兰盆经》不是伪经,而是3-4世纪竺法护或其他某个译者自一部印度原典所作的汉译。     

古代广东佛教文献的印刷出版及其影响

佛教的传播,主要通过佛教文献,即佛经的翻译与出版来进行。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已广泛传播,南北朝佛经翻译的数量与品种十分可观。据《开元释教录》的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420)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近一百七十年间,共有译经者67人。翻译经籍750部1750卷。至隋代,岭南始有译经。据隋沙门灌顶《大般涅般经玄义》记载。广州的大亮法师提出了在翻译佛经过程中的“五不翻之说。”     

浅析安世高的佛学修为

安世高是中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因其翻译的佛经多以小乘佛经为主,所以一般中国佛教史将其归入小乘学派。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认知层次、称谓及僧传、来华译经等方面来论证安世高是一位大、小乘兼修的高僧。     

丰富多彩的甘肃石窟艺术

佛教的传播及石窟艺术的兴起甘肃石窟的兴起始于十六国后期。此时石窟的兴起,基于两点。一是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已有一定的基础,位于西域和内地咽喉通道的河陇地区更是高僧云集,寺塔相望。西晋时竺法护等一批僧俗驻足敦煌,往来于西域、长安、洛阳间,翻译佛经,“立寺延学”。到了前凉、北凉的统治者如张轨、沮渠蒙逊都十分推崇佛教和敬奉高僧,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其时“国寺极壮”。《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     

鸠摩罗什失传《贤劫经》译本的新发现——比定自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写经

《贤劫经》是鸠摩罗什不见传于世的三部译作之一,该经的传世本为竺法护所译,而鸠摩罗什译本早在6世纪便已亡佚。本文通过藏汉平行文本、语言等内外部证据,从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吐鲁番早期写经中比定出两件残片,推定其应该正是早已佚失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的珍贵遗存。这两件残片也是鸠摩罗什译经研究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佚作重新发现,为研究五世纪佛教史和翻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敦煌写本佛经题记内容探析

敦煌写本佛经在敦煌文献中占绝大多数,不少佛经附有题记,这些题记多是祈愿、修功德、读诵、受持、供养所写,亦有抄写佛经、校勘佛经、译经、写经、杂事所记等,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敦煌历史、宗教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魏晋时期的凉州佛教高僧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后。佛教传人中国。凉州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是佛教传人中国较早且发展迅速的地区。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商贾、僧人等驻足其间。推动了凉州政治、经济、文化和佛教的发展。竺法护、昙无谶、鸠摩罗什、玄奘等一批中外高僧曾在这里弘扬佛法、翻译佛经。凉州本土也造就了许多佛教高僧,如竺佛念、释智严、释宝云等,他们东来西去,     

中古时期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

佛典之翻译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完成于中古时期。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译经中心大都位于交通要道或都城附近。中古西北佛教译经文化活动重心久在西域,晋唐时期转向了关中。     

珍稀的北京版《甘珠尔》

印度佛教约于七世纪传入西藏地区后迅速得到发展。松赞干布时期,减族学者吞米桑布札仿照梵文创制了藏文,藏文佛典的翻译从此开始。此时的译经主要是从汉文佛经开始,翻译成藏文佛经,是当时土番王朝及上层僧侣诵渎的经卷。约于公元779年建成的桑耶寺,是藏卫地区佛教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有两件大事对于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是此时剃度藏族僧人,标志着西藏从此建立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佛教僧侣组织;二是广译显、密典籍及传播密法。这一时期是西藏地区译经活动的繁荣时期。     

敦煌古写本丛谈

(一)敦煌写经事例敦煌千佛洞所出古代写本,约三万多卷,其中以佛教经典为大宗。佛经书写的历史,由来已久,可追朔到一世纪,亦即白马寺译经之始。但汉代写经向无传本,而现存敦煌写经纪年最早者为前赵时期写本。千佛洞大量佛经发现以前,古代写经虽有流传,但     

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

清代,乾隆皇帝视满文《大藏经》的刊刻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十全武功”之记述为同样重大之事,译刻满文《大藏经》在佛教译经史乃至清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相关的档案与实物资料为依据,对满文《大藏经》刊刻的起因、年代、刷印部数及佛经中的插图版画、经卷装潢作了简要的论述。工程浩大的满文《大藏经》从翻译到雕版印刷、经函的装潢,无一不代表了清代书籍的最高水平。     

玄奘恳请回少林寺译经原因探研

玄奘是唐朝著名高僧,取经回国后多次请求回家乡少林寺翻译佛经,可惜这一美好愿望终未实现。玄奘选择回乡译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河洛地区佛教的兴盛与浓浓的乡情令其魂牵梦绕;少林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佛风的浸润为译经提供了必要条件;唐初统治者令其弃缁还俗则是直接原因。     

曲从方言 趣不乖本——谈《妙法莲华经》的灵活译笔

鸠摩罗什(Kumāarajiva,公元343年—413年),意译童寿,佛典四大译家中的第一位。他活动的时代,应属佛典汉译史的早期。但是他的若干译本却能经历一千五百年漫长时间的考验,始终为佛徒所喜受,成为他们诵习的标准经典和建立宗派的根本依据。不被他人乃至名家的重译所取代。他的译经实践,形成了佛典翻译史,以至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公认的高潮。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后秦政权对于佛教的大力提倡,前此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人勤恳努力积累的丰富经验,围绕他,     

《佛说盂兰盆经》与《目连救母变文》

敦煌变文中有关目连救母内容的有十余卷,均据相传为西晋月氏三藏法师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以下简称《盂兰盆经》)演绎而成。在此,笔者试将《目连救母变文》与《盂兰盆经》略作比较,旁涉它篇,以探求该变文的演绎情况和它的民族化、世俗化等问题。一《目连救母变文》是一篇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它虽然是按《盂兰盆经》演绎而成,但并没有拘守于《盂兰盆经》所表述的内容范围和结构层次,作者根据变文本身的需要,对经文内容作了大胆的删节、改编和调整。     

出自佛教典籍的口语词

敦煌文献的发现,促进了近代汉语等学科的发展.吕叔湘先生把以敦煌变文为代表的敦煌俗文学作品看作是近代汉语跟古代汉语的分界线,可见敦煌文献材料对汉语史研究的重大意义.自汉末迄隋唐,是汉语处于大变化、大转折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卷帙浩繁的梵文系统的佛经被译成中文介绍进中土.由于译经大多为番僧口译、信士笔受,所以,译文必然是一种比较接近于口语的通俗文本,如梁启超所言:"若专以文论,则当时诸译师,实可谓力求通俗.     

河西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河西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三义研究河西文化,以河西特有的地域文化为对象,在西北地方史研究中已获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我们虽未见“河西学”问世,亦未见“河西学史”独立出来,但笔者以为,以河西文化可观的研究成果、以河西文化之厚重,以河西历史之深邃,以河西地...     

试论武威在中国佛教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及其贡献

武威是古丝绸之路自东向西进入河西走廊的重镇。自公元前1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武威以其所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逐步成为佛教重要的译经和传播之地。很多著名僧人在这里驻足,弘扬佛法,写了重要的佛教经典,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故乡”。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武威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仁钦桑布大师法体之谜

仁钦桑布(959-1055)出生在古格境内的旺热那渚村,据称他两岁时即能背诵梵文声的咒字,并能在地上作画,被认为是“班智达”的转世者。长大成人之后,他被古格国王益西沃选中,与其他21位古格青年一起被派往印度学习佛法。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能适应印度的气候和生活条件,相继客死异乡, 只有仁钦桑布和另一位名叫勒巴喜绕的青年学成佛法回到故多。古格国王在托林寺为仁钦桑布建立了专门的译经场所。大师在这里一共译出十七种经、三十三种论和一百零八种佛教密乘的坦特罗(Tantra)以及有关医药、文法、工艺等方面的著作, 并对吐蕃赤松德赞时期一些旧的佛经译本作了重新修订。由于仁钦桑布的成就,后人给了他“大译师”的尊称,并将在他之前西藏所译出的佛经称为“旧密咒”,而将他所译出和重新修订的佛经称为“新密咒”。仁钦桑布还从克什米尔迎请了一批精通佛教绘画、雕塑和建筑等方面的艺术家,在古格建立了最早的一批佛教寺院。在西藏佛教史上,仁钦桑布被视为后弘期佛教的开山祖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