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劳资纠纷的处理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工会都是劳资分立的产物,二者在组建之后均加强了各自阶级的组织整合,也使劳资关系更具有阶级政治的特点.不过,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性的雇主组织,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与工人及其工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在政府的劳资处理机制、劳资合作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

“工商合行”是广州传统行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劳工神圣”西潮的浸润与激荡及革命政权扶助劳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工商合行”的行会模式开始了以“工商分离”为主题特征的行会工会化的艰难蜕变。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工商合行”的深深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行会工会化“曲折与艰辛”的事实中,可以窥视到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交合的复杂面相。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探源——剖析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论点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结论.近年来新解密的档案资料证明,当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构筑一道维护社会主义苏联安全的远东防线,便以建立和维护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为首要原则,以建立和维护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为执行维护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基本方针,以推行"抬国压共"政策为执行维护"党内合作"的基本策略,以丧失中国共产党独立性和牺牲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作为袒护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价,极力维护莫斯科的既定方针和领导权威.这就是造成所谓"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真正根源.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从混合宪政走向民主政治——近代英国宪政观念的流变与阶级妥协局面的形成

近代英国两大统治集团贵族与中等阶级在宪政观念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贵族坚持对政治民主特权化的理解和独占权;19世纪30年代后贵族转变宪政观念,承认了中等阶级对民主的共享权,但坚持对民主的特权性解释,而中等阶级也继承了这一点;1865年后中等阶级破除了对民主的狭隘理解,在观念上转变了对社会下层宪政能力和潜质的认识,承认了社会下层的宪政权利.由此,近代英国主流社会对民主权利的解释经历了从狭义的特权性理解到普适性理解的转变过程.正是由于主流社会,尤其是中等阶级在宪政观念上的积极转型,使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基础,同时也塑造了近代英国社会的阶级妥协局面.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

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进入第三阶段"耕者有其田",规划土地银行从这一年开始以土地实务债券及公营公司股票发给地主们,作为被征收土地的补偿。对国民党而言,土地改革并非新口号,整个概念和实践手段在大陆时期便很清楚,也曾试着做过,但最终失败,这是国民党政治失败乃至最后军事上几乎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很清楚这个情况,     

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

1902年中葡交涉过程中,葡方先后提出扩大澳门界址、在澳门及周围各岛范围内任建工程并协助缉私、修造广澳铁路等项要求,并以承认中外新定税则和协助清政府在澳门征税缉私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对葡方企图扩大统治区域等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给以坚决抵制,使葡方的主要目标不能实现;但为了取得葡方承认新定税则和协助中方征税缉私的目的,在修造广澳铁路问题上对葡方做出一定让步.     

"玉石分化"说辨正--兼论玉器的起源问题

本文首先对“玉石分化”这一论点进行了辨析,从原料、制作技术等方面揭示玉器产生的根源。认为玉器起源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之初,地点最有可能在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核心的东北亚。     

我国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必然性及其实现途径

党政关系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关系。在我国,党政关系先后历经了＂寓党于政＂、＂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以及＂党政关系规范化＂四个阶段。历史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党政关系规范化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因此,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发挥人大的作用,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建立党政信息公开机制,都将有助于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将 1930年爆发的康藏纠纷定性为地方性冲突事件 ,反对英国插手干涉 ;把解决康藏纠纷与恢复对藏主权、巩固西部边陲结合起来 ,决定用和平方式谋求纠纷的迅速解决 ,甚至可以做出让步 ;但中央与西藏地方在解决纠纷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上分歧较大 ,致使纠纷的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 ;这场纠纷中断了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改善的进程 ,达赖和班禅的矛盾再次激化 ,康藏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     

戈鲲化与中美跨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长期处于极不对称的单向交流状态.1879年戈鲲化应聘出任哈佛汉语言文学教职之举,才最终打破了这种极不对称的单向交流局面,正式开启了中美跨文化双向交流的进程.戈鲲化以他诗人特有的气质,以诗歌、梅花笺等为载体,在美国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文化,不仅赢得了美国朋友的尊敬,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而且也使美国精英人士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认识到在中国人身上,在中国文化里边,也有很多值得他们学习的地方.     

全球视域中的党政关系 --兼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视角

全球化为我们带来了党政关系的多种模式。在现有制度资源基础上理顺党政关系,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节之点。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学把握党政关系的历史性维度和时代性维度的基础上．改进党的执政方式,重构党的执政功能,从而使党政关系在具体性维度上得以合理展开。     

"周鸿庆事件"与美日台三角关系

1963年末发生的"周鸿庆事件"引发了台日关系的危机.在这场事件中,日本不顾台湾当局的压力,坚持允许周鸿庆返回大陆.在台湾看来,这是日本亲大陆的严重过失行为,因此对日采取了激烈的报复措施,台日矛盾激化,一度濒临"断交"的边缘.作为台日双方的盟友,美国利用驻台"大使馆"向台湾当局斡旋,不断对其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亲自访日、访台,为解决双方矛盾不遗余力.最终,在美国的调节下,台日双方各让一步,就此渡过了这场"外交"危机.在解决整个事件的过程中,美国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同时,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意图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财委恢复城乡交流的政策研究

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中财委在领导全国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中,通过贸易系统的恢复和商业资本的注入,复苏了被国民党政府及长年战争中断的城乡交流。随后,中财委在工商业调整中拟订了收购土产等政策并转交了城市经营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城乡交流的发展,使国内经济得以恢复,并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统筹好当今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侨州郡县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对于前燕设置侨郡的研究尤为不足。通过比对《通鉴》和《晋书》的记载,可知慕容廆设置侨郡的时间在建兴二年,早于东晋。慕容政权采取任用非本州人担任侨郡太守的政策,以此来削弱流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政策激化了汉人大族与慕容政权的关系,并导致了大族的叛乱。慕容皝将侨郡改置为侨县,进一步削弱大族的势力。侨郡的改置反映了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     

论英国与直系的关系

英国对中国的内战持中立态度,不支持包括直系在内的任何一方;在直系参战期间,英国扣留了直系的军火;英国虽然同情吴佩孚,但未向吴提供军火和经济援助;为维护英国在华权益,英国损害直系的权威;英国对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军阀采取的策略是“等着瞧”。不将“赌注”押在任何一派军阀身上;英国也不支持直系的另一将领孙传芳。因此,英国不是直系的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