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桂江航运发展及其原因探析

桂江,为西江水系支流之一,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猫儿山老山界南侧,整条支流经过不同地段有不同的称谓,上游为大溶江,经溶江镇与兴安古灵渠江汇合后称为漓江,经灵川、桂林、阳朔至平乐与支流恭城河汇合后成为桂江,然后经昭平至梧州汇人西江,全长438公里。明清时期叫府江,“府江即漓水,日府江者别于左右二江也,迤演五百余里,两岸皆山,多悬岸峭壁,为滩三百六十。     

明清时期中越边境“四寨六团”行政建置变动始末

万历年间,广西思明土府的官族为了争夺"四寨六团"归属权,不惜同室操戈。出于调停纷争的需要,明廷将"四寨六团"归思明土府同知所辖。在此过程中,"四寨六团"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辖区,有政区之实却无政区之名。又因同知久不驻该地,"四寨六团"在此后一直面临着行政治理的困难。清初,"四寨六团"的地方秩序已经失控,清廷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才将"四寨六团"的叛乱平定,并实设宁明州知州对该地进行专治管理,然而在善后措施中又使原思明土府同知兼管上石西州事务,使得当地又出现一个畸形的辖区——明江厅,并影响了民间记忆与官方书写,以至于明江厅似无政区之实却存政区之名。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简述清末黑龙江兴东兵备道设置问题

从云板铭文和文献资料的结合上,就兴东兵备道设置的始末、拟设的府厅县、职责的规定、管辖的范围、任职的官员及其政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并认为:兴东、瑷珲、呼伦贝尔这三处兵备道的先后设置,是清末民初黑龙江省确立近代行政建制的一个起始阶段。     

明代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分合演变考论

兵备道是明代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为了对付“江贼”“矿贼”和倭寇的侵扰,加强地方屯田、水利等事务的管理,明廷在弘治至嘉靖年间相继设立凤阳、九江、太仓、应天和徽饶五个兵备道,其辖区范围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对该地区的管辖单元,也有一个从卫逐渐转变为府的过程。隆庆六年,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明廷设立徽宁兵备道,将安庆、徽州地区的府卫纳入同一兵备道管理之下,并维持在南直隶的辖区范围内,不再跨省。后因地方形势的变化,为使兵备道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明廷又对徽宁兵备道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兵备道的分合演变,显示出其在安庆、徽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安徽省的形成奠定基础。     

“丽水”地名浅说

"丽水"作为地名专词,在古代文献中,大约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作为河流名称,"丽水"主要是指金沙江,元朝设置的丽江路(今云南省丽江市)缘此得名。除此之外,在史籍中至少还指称三条河流:浙南的好溪,甘肃的逆水和广东的铜鼓江。丽水作为政区名称,专指浙南处州府丽水县(今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丽水县是浙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的建置,肇始于隋朝的栝苍县,因栝苍山为名。"丽水"得名始于唐朝,县名缘于县治东的好溪,而非某权威地名词典所认为的县北丽阳溪。属于山水地名,也是避讳地名。     

元代“领县属州”初探

"属州"是元、明以及清前期存在的地方政区。通过对元代路或散府下辖领县属州的沿革过程、时空变迁、领属情况及设置利弊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探讨,得出有元一代前后共设"领县属州"数155个,其中前代之州演变为元代属州者居多,占总数的67.74%,在经历至元到成宗初年置废频繁期后,属州数趋于稳定,直到至顺元年无大变更。受地理、历史、经济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形成至顺元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属州分布格局。元代"领县属州"之设有助于克服路或散府因管理幅度过大而对所辖区域难以有效管理的弊端,但属州领县数均较少,这与其作为统县政区不甚吻合。元代为属州发展的雏形阶段,其"领县属州"多为明代承袭并有所完善和发展。     

《明史·地理志》太原府河曲县沿革补正

<正>中华书局校勘本《明史·地理志》"山西太原府河曲县"条云:"府西北。元省。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复置。"然而,洪武十三年之前已经设置了河曲县。自上世纪60年代起,学者们对《明史·地理志》做了许多校勘类工作,都未涉及河曲县沿革。《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与《〈明史·地理志〉疑误考正》亦未指正这     

长江三水府信仰源流考

马当上水府、采石中水府、金山下水府统称为长江三水府,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方性江神信仰,五代至宋盛极一时。历史上长江三水府的"水府"得名源于道教,五代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促进了这一信仰的形成。宋代长江三水府神因在战争中屡次显灵获得国家加封赐号,成为保国护境的水上神灵。此后长江三水府神职范围不断扩大,在庇佑国家社稷与水上交通之外增加了司雨职能。明清以后长江三水府信仰走向衰落。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明代广东伸威道的两属与专属

明代兵备道是安定地方的重要军事层级。嘉靖四十一年,为应对岭东惠潮地区“矿贼”的跨省流窜及倭寇侵扰,南赣巡抚奏请置伸威道驻于赣州府平远县。后因地方形势变化,平远县改隶潮州府,广东巡抚重置,伸威道由“两属”于虔粤二抚转为专属广东巡抚,其管辖区域维持在惠潮二府以内而不再跨省,驻地也从平远县迁至惠州府城。粤东地方安定之后,出于统一惠潮地区兵备道事权的考虑,伸威道于万历五年被裁革。伸威道作为岭东诸兵备道的一支,由广东按察司佐官整饬兵备,却又同受南赣巡抚与广东巡抚节制,其统属、职责、辖区、驻所的变动运作是明中后期两属辖区兵备道的代表,伸威道的废设与分化调整也体现了明中后期广东惠潮区域地方复杂军事形势的变化。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价

<正> 严格地讲,一部完整的区域历史地图集应该是系统而全面地反映各类地理客体历史变迁的系列地图集的总称。它不仅仅反映区域政区沿革和城市变迁,而且还应该更多地反映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历史变迁及其规律。业已出版发行的《北京历史地     

《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出版

正贾玉英教授著《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201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是其《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一书的姊妹篇,除绪论等内容外,正文凡八章,各章自成专题,又相互联系。全书以体制变革为门径,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依次对唐宋时期京畿管理体制变迁、"道""路"制度演变、地方政区"府"制和三大京府的管理制度及其演变、地方州军监管理制度演变、县级管理制度及其演变、乡村基层管理体制及其变迁、地方使职差遣及添差官制度演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明代兵备道驻地选择机制探析——以郴桂兵备道为例

明代兵备道最初因弹压动乱而设,具备鲜明的军事特征。明中期后,为集中权力、增强对地方控制,明廷将兵备道与分巡道大量合并,致其于治乱之外渐具行政、监察等其他职能。目前学界将兵备道多驻于动乱或冲要之地归因于其治乱之职能,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忽略了兵备道本质上并非单纯的军事单位,而是重要的地方治理机构。以郴桂兵备道为例,梳理其由设立至嘉靖年间与分巡上湖南道的合并,再至万历时驻扎方案确定的过程,可知兵备道驻地选择与明廷地方治理策略密切相关。该策略转变下的兵备道职能拓展、巡抚间博弈等因素,对兵备道的驻地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演变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历经多次政区变动,设置华坪县反映出直隶厅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趋势。梳理清代永北地区行政区划变迁过程,探讨汉、藏、纳西与傈僳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管理体制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国家政策、军事驻防体系、贸易监管、土司制度弊端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是永北行政区划变迁的动力机制。永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是以流官为主、土司为辅的二元管理体系,具有户籍分类性与赋役征收差异性的双结构管理特征。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