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在朝鲜的顾问活动（1882年11月-1884年4月）

1882年11月,马相伯(时名马建常)奉命赴朝鲜,被朝鲜高宗政府破格委任为正二品议政府赞议兼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成为近代朝鲜授予官职最高的外国顾问。他提出早期近代化改革的一系列建议,并参与创建近代外交和通商制度与机构,协助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由于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多重性、矛盾性及朝鲜政府的保守立场等内外因素的干扰,他不得不于1884年4月请假回国,其顾问使命遂半途而废。     

辛亥革命前夕蔡锷离桂赴滇之原因初探

蔡锷是对中国近代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最近在护国军总参谋长殷承后人处发现了涉及蔡锷的若干史料,论文采用新发现的史料就蔡锷离桂赴滇,领导昆明辛亥重九起义的原因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     

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初探

中、日、韩三国关系历来是东亚关系史上的敏感话题,时至今日,中、日、韩关系仍然是左右着东亚地区甚至世界局势的敏感神经.而今天日本企图想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事更加发人深省.现实需要告诉中国人研究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清日关系尤为重要,它是揭开现当代中日关系的钥匙.本文重点研究清初时期的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对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的建立、变化和后滞影响进行研究,以求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借鉴.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旧大陆的纷乱局势造成中西交通变化多端,时空对应错综复杂。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政府采取积极的海外关系政策,这一时期南海和东海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对外贸易涉及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解题(下)北大核心CSSCI

十五、《情静堂遗稿》 《情静堂遗稿》一卷,黄氏著。 黄氏（1754—1793）,平海人。父黄润河,号必澄,退溪弟子锦溪黄俊良（1517—1563）之傍裔。归为蔡明休（1755-1827）妇,生三子一女,     

1950年代中国出兵朝鲜探究(上)

许多研究者怀疑,朝鲜战争的爆发,原本就是一个陷阱。是斯大林故意制造出来,迫使中国人彻底破灭对美国幻想,并造成中美对抗的一着险棋。斯大林自己在1950年8月25日给捷克总统的电报,似乎也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1950年代中国出兵朝鲜探究(下)

优势缘何丧失?还在8月初,眼见联合国作用巨大,斯大林已不得不指示他的代表利用当月苏联人轮值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设法改变联合国已经形成的决定,从而改变联合国的倾向性。当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国已经就朝鲜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决议之后,苏联人的这些外交努力是很难奏效的。在此期间莫斯科取得的唯一一项外交进展,是安理会通过了邀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朝鲜西海域清朝海难船情况初探(1684-1881)

康熙解除海禁后,清船海难事故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频繁发生,朝鲜对漂到境内的清船积极予以救助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官方记录,成为研究清船活动的一个切入点,也为理解清、朝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认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救助清船反映出清朝海疆管理的延续和扩展。清朝的出海政策、律令咨文、奖惩措施等都影响着朝鲜救助活动的具体实施;朝鲜亦通过诸多救助细节来表达其事大唯谨的政治态度,以巩固与清朝的关系,从而将救助清船作为经营朝贡关系的一项政治举措。     

丁汝昌与甲午海战

在甲午海战中,丁汝昌作为中国海军参战部队北洋舰队的统帅,其作用无疑十分重要.但丁汝昌究竟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既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也受到他周围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果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战争爆发后,丁汝昌这位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率领着一支实力不强、士气低落和保障不力的舰队,在决策者或盲目或保守的作战指挥下,被动消极地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三次交锋,最终以他本人的自杀和北洋海军残余兵力的投降结束了这场海战乃至整个战争.战争实践表明,仅就海军本身而言,中国当时还没有成长出符合近代化要求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当然也不例外.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变动的探讨多采国别分析模式,本文采用新的分析方法.认为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的趋势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逐渐加强,尽管列强在华势力消长是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的重要原因,但世界体系下的霸权转移和列强对华贸易的比较利益则决定了近代中国贸易取向的转变,同时近代中国外贸方向的变动仍遵循经济学规律,受地缘和传统因素的制约.以亚太为外贸重心的变动体现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一种长期趋势.     

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

明代居住在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女真族农业比较落后,手工业不发达,在远离明辽东地区的情况下,所需生活必需品只有通过与临近的朝鲜贸易才能解决。因此,女真与朝鲜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贸易形式通常是女真携带"土物"到朝鲜京城"进献",从中得到朝鲜的"回赐"与边境互市贸易两种形式。这种贸易补充了各自所需,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尤其是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万历年间 ,明廷援朝抗倭将士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许多将士落籍朝鲜 ,亦有许多将士的子孙东渡定居。明朝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子孙东渡使朝鲜的姓氏结构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韩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姓氏 4个 ,本贯 14个。这些华裔在朝鲜朝廷和地方都受到重用 ,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     

章高元与中日甲午战争——兼论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的表现

清军将领章高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命增援前往辽东战场,在盖平战役中他不畏强暴.奋勇杀敌,建树了英雄业绩,虽败尤荣,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章高元在胶州湾事件中坚持抵抗态度,但违心服从清廷旨意,对其后丧地负有一定责任.应肯定章高元是一个有作为的抵抗派人物,是功大于过的爱国将领.     

宋人移民高丽述论

论文分析了宋人移民高丽的背景和移民活动,阐述了宋人移民高丽的特点。认为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分裂为南北对峙的局面,辽、金先后在东北亚区域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宋人迁往高丽的移民活动开始趋向精英化。移民的数量缩小为一部分社会中高阶层,迁移的方式偏向主动迁移,并且移民活动受到了高丽王朝的欢迎。这些变化不仅与东北亚复杂局势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宋代中国文化的强大国际影响力。     

工业化冲击下的德意志帝国对外贸易及其政策

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业逐步确立起在德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由于工业化的冲击,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对外贸易量和外贸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逐渐成为外向型经济国家。与此同时,德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出现了因时而进的调整。     

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大转变国际原因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的大转变。促使这种大转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其中国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归纳与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Middle power,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role theory can enhance the middle-power literature in understanding the role preferences of middle powers. Rather than treating it as merely a function of material capability or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 this article resituates middle power as a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that states aim to pursue through the enactment of role conceptions. Thus, it reinstates a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middle-power status’ and ‘middle-power role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notion of role conceptions can analytically connect the status-seeking behaviour of middle powers with their foreign policy agenda. In so doing, it provides a more nuanced explanation of middle-power behaviour, which might differ between one middle power and another. Using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as case studies of middle power,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foreign policymakers have strategically conceptualised and enacted several main roles that aim to captur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ego and alter expectations, in order to pursue middle-power status. These role conceptions determine the foreign policy agenda of states in articulating their middle-power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