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边区土改中的"魏殿花事件"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解放区的各种报刊展开了有关土改运动的宣传报道活动.这些报道,一方面集中宣传中共党的土改路线、方针与政策,一方面大力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罪恶,反映农民的呼声,为农民伸张正义,激发农民参与土改的积极性.……     

党组织、党员与群众——华北土改期间的整党运动

在土地改革期间,中国共产党针对基层党员干部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整党运动。整党运作的基本特征在于让党外群众介入其间,并对基层党员干部行使审查评议之权,即所谓"开门整党"。整党运动中党组织、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表征了乡村权力结构和共产党乡村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借助群众力量进行整党,不仅可以实现对基层政治精英的有效监控,也有助于将乡村民众整合到党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来,因而对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

1953年,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土地改革进入第三阶段"耕者有其田",规划土地银行从这一年开始以土地实务债券及公营公司股票发给地主们,作为被征收土地的补偿。对国民党而言,土地改革并非新口号,整个概念和实践手段在大陆时期便很清楚,也曾试着做过,但最终失败,这是国民党政治失败乃至最后军事上几乎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很清楚这个情况,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这封信全文如下: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     

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

国共三年内战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共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农村基层干部整改就是其应对这一考验的重要一环。干部整改体现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是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共阶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     

从商水县乡村史实看土改中积极分子及其转化

正乡村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问题,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参见李里峰:《变动中的国家、精英与民众——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1945—1953)》,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4年),但对积极分子既能实现正向转化又可能发生逆向转化问题缺乏深入探讨。这里以1949年前后豫东淮河流域商水县为例,在具体的时空场景中,对此进行探究。     

土改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

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类型多样,既有以农、林、牧、副、渔等其中某项为主的单一化经营,也有农林、农牧等多元型经营,粮食、经济作物种植业所占的土地比例有多有少,对乡村经济的影响千差万别。通过解读山西西南部永济县一些村庄的《阶级成份登记表》发现,果树收益对乡村经济影响重大,果树分配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密切关联。土改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对于改变村庄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村庄的家庭经济收入并不完全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多少,同时还要受到果树经营种类、规模的影响。根据《土地改革法》,各个阶级家户的果树受到保护,没有被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了土改后至高级社时家庭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土改的意义,而且有益于理解土改后乡村的社会分化问题。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

北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环节.美国学者胡素珊在其关于土改的经验研究中,沿着“华北难题”出发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即从分析上区别了“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土改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本文对其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的检视,指出其一般结论与具体考察之间存在脱节.胡素珊提出土改的政治意义在于推翻了乡村既有统治精英,却未能在经验层次真正落实到底是谁被革了命.就此而言,这一研究进路仍有潜力尚待发掘.     

黑龙江土改时期"砍挖"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砍挖”运动是在黑龙江地区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个运动。对它的研究现仅限于零星散布的地方史志中的只言片语,还没有系统深入。对这一运动的探索,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黑龙江地区的土地改革,更好地理解党的土地政策。     

何去何从:山西潞城县后期土改整党试点研究

土改整党的激进偏向使农村干群观念意识中的封闭保守性被催化和凸显出来,形成诸多困境,这使中共面临较大的治理危机与挑战.是坚持整党还是中途放弃?有学者认为,反"左"纠偏后土改整党戛然而止,建党建政亦被暂时搁置.但事实上,尽管面临着诸多困境,中共仍然坚持完成了既定的整党试点任务,而且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铺开,进行了"结束土改"和系统整党工作.由此,对于反"左"纠偏后的土改整党应重新审视.     

农村土改后恶风陋俗的革除与新民俗的形成

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反封建斗争,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旧农村的社会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巫婆、神汉遭到取缔,早婚、溺耍等许多恶习得到革除,婚姻自由之风开始盛行,"二流子"得到改造,劳动光荣、崇敬人民领袖的农村新民俗开始形成,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开始转变,一个迥异于旧社会的新农村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生产互助与国家扶助措施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是国家发展农业和改造农村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各地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无法正常开展。传统社会中的劳动互助变工成为土地改革后解决农村生产困难的主要方式。为进一步在农业生产中开展变工互助,国家向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并采取了为互助组优先提供国家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农用药械等生产扶助措施。这些措施不但改良了传统农业,解决了农业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而且促进了新型农业互助组织的发展,成为构建农村新社会的重要途径。     

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接管、区划调整、民主建政建构了一套新的农村基层政权体系。征粮支前和清匪反霸运动的开展,废除了保甲制,打击了乡村旧有权威。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组了乡村社会结构,重塑了新的社会关系。醴陵县的个案显示,国家权力的下移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     

"自治"与"礼治":近现代冀南乡村社会中的梅花拳

近现代冀南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社会动荡不已,而梅花拳作为一种男性结社组织,长期与庙会、醮会、香社等共同运作社区公益,以为立身之本,成为乡村地缘和血缘关系的补充。梅花拳组织由武场和文场组成,有分有合,既注意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又能因应地方社会变迁而自我调适。透过梅花拳的历史脉络与当下传承,观察其在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生活之间的角色扮演,对于探索中国乡村社会中"自治"与"礼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乃至理解"中国原理",或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