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人党”冤案亲历记

1967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江苏清查“5·16”冤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闽西根据地“社会民主党”冤案

悲剧源于一句喊错的口号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注)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等共产国际领袖的大会。在当时,开会时振臂喊口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全场与会者都会跟着喊,谁不喊谁就有问题。至于喊的什么口号,当时是不加思索的,只要有人领头喊。在这次会上,偏偏有一个     

陆定—冤案十三年纪实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陆定一就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联盟”成员,因为这顶政治帽子没有实质内容,不足以彻底打倒他们,于是就采取突击审讯、指供诱供、颠倒是非、捕风捉影、捉刀代笔、拼凑罪行的手法,罗列新的骇人听闻的罪名。即以陆案为例,什么“搞夫妻反革命黑店”、“要把副统帅整死”、是“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内奸”、“里通苏修”,是“大学阀”、“大阴谋家”、“大修正主义分子”、“大反革命分子”等等,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就连陆的祖代与家人,“都是反动透顶的”。     

青年蒋经国与“江浙同乡会”冤案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活动的回忆文字里,几乎都提到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这起由王明等人一手炮制的“莫须有”案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耸听一时,株连冤累许多无辜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留学苏联中山大学的青年蒋经国。     

“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

宿城即宿州,也称宿县,曾是中共宿县地委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蚌埠地委一分为二,淮河以南划归滁县地委,淮河以北划归宿县地委。我由原蚌埠地委办公室被分配到宿县地委办公室,继续担任抄抄写写的秘书性文字处理工作。虽然我不是什么重要头儿,也没有任何实权,工资待遇更是菲薄得可怜,但领导还算信任我,我的那份差事曾为许多人所倾慕。我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着。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我那紧张有序而又平静的生活也一下全打乱了。“文革”中,宿县地委机关大批老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原地委副书记郭永锡,因不堪屈辱,跳楼自杀;原副专员…     

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我的“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月15日,钟祥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钟祥县“五七”干校。校长是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原中共钟祥县委副书记郭贵玉。副校长是县里一位姓陈的造反派头头。随即,我被指定到干校所属三连（党、群班）当学员。从那时起到1970年8月离开,在于校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我白天参加劳动锻炼,夜晚开会搞政治思想斗争。现将当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回忆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1月3日,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4月县革委会实行了精兵简政。很快,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成为在全国推广和学习的典型。那么灵宝县的精兵简政到底是怎样的呢？现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并适当参考有关文献资料,详述于后。     

文革时期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运动初期．河南省灵宝县炮制了闻名全目的“精兵简政”典型,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灵宝经验的热潮。 事情的缘起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经全面夺权,至1968年9月西藏、新疆两地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成立,全国大陆省份全部成立了革委会,此即实现了,当时所谓的“祖国山河一片红”。     

我所经历的“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及平反

"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起因于两篇文字,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和因此文引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此案定案于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由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宣部被解散,部领导陆定一等遭到了迫害。此案曾被认定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     

“文革”中的陈毅

陈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投身革命,是红军著名将领,新四军军长,三野司令员,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一生功勋卓著,在党内和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陈毅一直认为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夺权的内乱。     

“文革”初期的“四帅三老”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林彪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等人,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对一些社会阴暗现象的不满情绪,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花生夜间开花”奇闻,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场荒唐闹剧,目的是借工农兵学毛著、搞科研之名,贬低、打击知识分子。闹剧的主要人物是“花生大王”、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姚士昌。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4月10日),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

邓子恢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农业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即1953—1955年春,在制定农业大政方针和实施步骤上,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观点一致,思路相同。但1955年后,由于最高决策人头脑发热,脱离农村实际,使他的正确主张和意见不但得不到支持和实施,反而成为被批判对象。1955年5月5日和9日晚,毛泽东南巡回京后,两次召见邓子恢,他要改变一个月前同邓商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明显透露农业合作化要加速,故问邓子恢：“1957年农业合作化40%可不可以？”邓子恢当然知道统帅的意思,但他想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