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

2012年以来,在西安汉长安城北发现3组7座渭桥,其中厨城门四号桥为战国晚期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经西汉及东汉至魏晋两次修建,洛城门桥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所建,厨城门三号桥为唐代所造。发掘表明,至迟到康熙时期渭河河道未大规模北移。     

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相关地册浅析——一个生态史的视角

清代、民国陕西省朝邑县营田庄黄河滩地鱼鳞册及地册,是一种独特类型的鱼鳞册。选择耕种方向、采用长条地畛、动态调整田块位置、村庄家户平均分配土地、禁止买卖等制度,便于解决黄河河道移徙、泛滥带来的边界纠纷、农业生产等问题,反映了地域社会应对环境的精神。     

清代西安绿营马厂地招垦研究

作为清代驻扎西安的督标、抚标等绿营的军田,马厂地自乾隆前期起经历了大规模的招垦,成为清代渭河滩地、渭北山坡沟谷地垦殖的缩影。本文基于大量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在分析马厂地招垦发展阶段的基础上,论述了马厂地在兴平、鄠县、咸阳、长安、高陵、耀州、三水、淳化等主要县域内的空间分布与地貌特征,探讨了马厂地的招垦规模及其变化,以及招垦过程中的军民、农牧纠纷与界址划分,指出马厂地的大规模招垦与清代西安绿营军制变革、关中土地开发、渭河滩地变迁以及认垦民众生计等具有紧密关系,尤其是马厂地租银在军费开支与教育投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沙河古桥”为汉唐西渭桥说质疑——读《西渭桥地望考》

<正> 在汉唐长安城附近的渭河三桥中,惟西渭桥的位置史籍所记岐异多,出入大。谴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三同志的《渭河三桥初探》(以后简称《初探》)和段清波、吴春二同志的《西渭桥地望考》(以后简称《地望考》)已先后指出:一因古代咸阳县的治所曾多次变迁,在西渭桥本身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它与咸阳的相对方向和里距也会出现差异,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所见移徙问题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简328-330记录了有关移徙的律令。其中"留弗移,移不并封"行为的实施者是处理移徙事务的乡部啬夫等官吏,"实不徙数盈十日"等行为的实施者是移徙者。"实不徙数盈十日,皆罚金四两""数在所正、典弗告,与同罪"中的两个"数",一般被看作是"名数",即户籍,我们认为应指移徙人口、财物数目。"徙数"并不是指户籍的移交,而是具体人口、财物数目的移徙。     

明清渭河下游河道的变迁

明清渭河下游泛滥决徙甚于前代。明代渭河“岁溢而善崩”,“率三二十年一徙”。清代更趋混乱,泛滥次数增多,规模增大,湾环不断。而南山支流入渭口泥沙堆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渭河河道。黄河的摆动和倒灌,使渭口伸缩,拦门沙增加,渭河变迁更趋复杂。1996年8月渭河下游出现罕见的大洪水,当是明清乃至近现代渭河变迁的结果。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水利秩序与蒙旗社会——以清代以来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变迁史为例

黄河河套万家沟小流域的变迁史呈现了水利秩序构建与蒙旗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清代以来,在"走西口"的历史进程中,河套地区逐渐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农田水利渐次开发,定居村落大量形成.在共同的地域空间中,围绕着万家沟清洪水的开发和利用,蒙汉民众交往愈加频繁.地方社会自发地形成了以"村落"为中心的用水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演变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历经多次政区变动,设置华坪县反映出直隶厅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趋势。梳理清代永北地区行政区划变迁过程,探讨汉、藏、纳西与傈僳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管理体制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国家政策、军事驻防体系、贸易监管、土司制度弊端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是永北行政区划变迁的动力机制。永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是以流官为主、土司为辅的二元管理体系,具有户籍分类性与赋役征收差异性的双结构管理特征。     

从近世走向近代:华北的农耕结合与村落共同体

近世以来华北农民在农耕劳动上的互助-结合行为的变化与同时代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密切相关,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则直接关系到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华北农村的农耕互助具有地域特征,通过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合具"及近代的"搭套"、"换工"等农耕结合习惯进行考察和相互比较,可以看出华北的村落共同体经历了一个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变质的过程。     

渠长与清至民国五台山地区村落水利制度的演进

渠长是传统村落水利事务的管理人员,其职权体现出村域公共利益的群体认同。清代以降五台山地区诸村分水、理讼的过程中,暗含着水利规约失范、渠长司水不力之情,渠长的形象、职能为官民重塑,呈现出传统村落水利制度的运行实态。清代时人创设乡官的设计、民国山西村治改革皆着力于乡村治理行政化,将渠长司水旧例纳入其制度设计,成为具有科层特征的渠长制。面对国家行政力量向村落的渗透,传统的水利制度侧身其中,亦保持自身的柔韧性,形成国家制度与乡土秩序相互汲取的过程,反映了近代村落公共制度变迁的复杂路径。     

陕西省宝鸡市峪泉周墓

峪泉村位于宝鸡市渭滨区神农镇,南依秦岭山脉,北濒渭河,东临瓦峪河。峪泉墓地地处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之上,地势较高。墓地东距村落约60米,北部因早年取土形成深壕。1971年和1982年宝鸡市博物馆为配合基本建设先后两次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陶器等文物。     

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金坛地名中的两个方言俗字“住”和“坵”

根据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记载,金坛等苏南地区村落通名中的"住、驻"实为本字"墅"的方言记音字,"墅"是东晋永嘉南渡后北方南迁士族在苏南农村建立的庄园或田庄的古称。金坛另一个特色通名"坵"是根据当地方言读音来记录地名"墟"的方言俗字。苏南村落通名"墟"的含义是古村,这些村落可考的历史有千年左右。     

西安北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画卷——评西安市《未央区志》

现在西安的北部,大体属于未央区的管辖范围,其辖境东抵灞河、西接咸阳及长安区境、北临渭河、南近西安城郭。西安北部地区的城市建设,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秦都咸阳的城区范围涵盖了今西安市的西北部,著名的阿房宫就位于今未央区境。西汉和北周、隋等朝代,长安城的中心或皇城所在,     

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

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关中地册,基本为黄河滩地册,地域范围局限于黄河沿岸,具有独特的生态、经济社会背景.滩地的特点主要是地块规整,地权分散,买卖率低,这是滩地村社公有,家户均分的结果.然而,滩地家户私有现象也同时存在,地权分配并不平均.针对"关中模式"历史溯源的资料运用,文章指出运用较小区域的滩地地权状况,不能推导出清初至民国的"关中模式".     

作为“遗产线路”的文物南迁与“遗产线路”概念再认识

文物南迁是20世纪30至50年代为保护故宫等机构文物而进行的文物大迁徙活动。这次迁徙在20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史迹遗产和报纸档案资料。文物南迁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期间由于战争与和平、文物价值与文化认同的变迁,南迁之举被不断赋予了新的历史价值和精神文化意义,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遗迹可以被放到"遗产线路"的视角下去看待,并对该遗产概念的发展完善具有推动作用。     

左江花山岩画遗产区域壮族传统村落的形态特点与保护发展

散落在岩画遗产区域左江沿岸的壮族传统村落,作为左江花山岩画遗产区域的构成部分,是左江流域壮族人经过漫长繁衍生息与文化变迁的重要见证,是乡土聚落与民俗文化的体现。左江沿岸村落受地缘与血缘影响,依环境、宗法、承续等因素在历史上自然延伸扩展形成,依水而筑、临江而居,蜿蜒型河道以及连接不断的河流阶地等地理特征,直接影响了沿岸村落的分布、选址、规模及其发展。遗产区域壮族村落现存传统的地居式民居,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由原单幢类本土干栏建筑,经过地面化演变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组合类地居式民居建筑,对左江流域气温高、雨水足、湿度大的气候具较强适应性。对遗产区域传统村落的构成要素与形态和传统民居的构成要素与特点的认识,为左江岩画遗产区域文化景观的保护利用与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科学保护、有机更新与协调发展的积极对策。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读李禹阶教授主编《重庆移民史》

<正>《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以"土著"和"移徙"区分古代居民生活与生产的基本形式。其实,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观察,"土著"者也往往经历过"移徙"的过程。许多迹象表明,在交通条件似乎相当落后的上古时代,人口的流动曾经有惊人的幅度与规模。重庆地区位于南中国与北中国的交界地带,也是通常所说中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衔接区域的中点。由于特殊的区位形势和交通条件,自古以来,既是中国中、西部人口迁徙的重要中转站,亦是历史上中国人口由东向西迁徙中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