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瘴疠:腹地自然生态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波动

近代云南口岸贸易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与年际波动的特征。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季节波动、年际波动与腹地区域降雨的季节变化、年际波动,以及瘴疠发生的时间特性之间是高度契合的;雨水和瘴疠是影响近代云南口岸贸易波动的重要原因。以腹地区域重要环境因子探讨口岸贸易波动特征的形成,有助于理解腹地自然生态对口岸贸易的塑造作用这一被忽视的问题。     

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

本文希望着眼于具体的实践过程,关注未曾被表达的实践逻辑,转换分析视角,以天津口岸为中心,选取区域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以及开埠之后口岸贸易的本土发展逻辑。文章认为,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贸易结构和趋势的演变。长期以来,关于口岸贸易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多强调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然而通过分析区域灾害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可知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等分析范式赋予西方如此大的作用力,而对于区域结构的作用力则估计不足,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刻反思。     

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变动的探讨多采国别分析模式,本文采用新的分析方法.认为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的趋势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逐渐加强,尽管列强在华势力消长是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的重要原因,但世界体系下的霸权转移和列强对华贸易的比较利益则决定了近代中国贸易取向的转变,同时近代中国外贸方向的变动仍遵循经济学规律,受地缘和传统因素的制约.以亚太为外贸重心的变动体现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一种长期趋势.     

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

行栈资本是近代市场结构变迁的产物与新贸易趋势的受益,同时又是其推动。开埠通商后,行栈资本首先在口岸城市获得发展,后来又逐步扩展至内地市场和土洋货贸易的各主要行业。行栈一方面将外商洋行的购销与华商经营联系在一起,促成土洋货双向流通;另一方面又将口岸市场与内地不同类型的商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以行栈商为核心的商品购销链或购销网。行栈资本具有贸易中介、信托代理、商品批发三项基本的商业功能,20世纪后在许多领域超越或取代了旧日的买办,使中外问主要商品的大宗交易为行栈所掌握,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征的交易方式也从其经营活动中衍生出来。行栈资本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行栈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     

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

1872—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埠际贸易为主,转口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04年之前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麝香为主,后以五倍子为主。近代中药材贸易增长趋势明显,汉口的中药材贸易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以中药材名目为基础,从市场腹地、贸易路线以及与各口岸间的进出口贸易出发,对近代汉口中药材的贸易体系分类考察发现,1872—1919年虽然有变动,但自清以来汉口形成的中药材传统商业网络以及市场机制基本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保持原有活力。这主要得益于近代汉口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和中药材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近代发达的国内市场贸易联动体系。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厦门、泉州常关内地税个案研究

地理概念上的口岸与内地分别指沿海港口和内陆腹地。但在近代中国,口岸是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而对外开放的商埠,称为通商口岸,或称条约口岸、约开口岸。除此之外,即便是沿海港口亦属内地。这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产物,完全是一种政治概念。作为出入境口岸,厦门充当了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吸纳外来文化的枢纽,同时也必然首当殖民文化之冲击。在经济贸易方面,在厦华商得以分沾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所享有特权利益之余沥。厦门对地处沿海的泉州等内地具有通商口岸的优越感,并力图保持和维护这种经济贸易主从关系的优势地位。这在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现象。     

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

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王鹤鸣在近代中国众多的通商口岸中。无论从开埠时间,抑或所处地位及其影响而论,芜湖商埠是颇为普通的一个口岸。从微观角度论述芜湖开埠后进出口贸易的特点及其对安徽近代经济的双重影响,有助于从宏观视野加深认识中国海关与近代中国社会...     

近代山东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及其影响

近代山东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及其影响庄维民近代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是传统农业逐步改良并向近代农业形态过渡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品种引进本身以农业生产的近代化趋向和近代工业及口岸贸易的兴起为前提条件,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农业经...     

厦门洋行初探（一）

近代中国的各个口岸,都有外商开设的企业。不管外商经营的是金融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也不管是商品贸易的洋郊、商社,以至仓库等,都通称之为洋行。     

试析晚清时期香港在上海口岸外贸领域发挥的中转功能

晚清时期,沪港两埠虽权属性质有别,但同为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也是头等重要的贸易型城市,两埠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香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中转功能,成为上海口岸第三大或第二大洋货进口间接中转地或直接供货地。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领域,香港所发挥的中转功能则稍逊一筹,只是上海口岸第四大或第五大土货直接出口地或间接中转地。此外,经沪港两埠接力转运的小宗特产品贸易非常兴盛。沪港两埠贸易联系的增强,促使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从早期的“三角贸易形态”向以三角贸易为主体构成的“多边贸易形态”转变,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收支滚动平衡。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