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发现区域聚落形态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也是令人振奋、挑战智慧的工作。区域考古学看来总是会产生新的、始料未及的洞见,它具有持久的价值,并对不同规模的其他研究是基础性的,而且它也是（或者说应该是）遗产保护的根本所在。     

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陶寺遗址微观聚落形态和宏观聚落形态的考察表明陶寺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王者的雏形很可能已经出现,礼制初步形成,已进入了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邦国阶段。这一时期,文明社会初步形成。     

徽州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意象解构

本文以审美意象的崭新视角来重新解读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文章探究了审美意象的思维过程,继而建构审美意象视角下聚落空间形态的研究体系。最后以徽州传统聚落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基于建构的审美意象体系下,解读徽州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意识构造、物象表征和意境感知三部曲。     

崧泽文化聚落形态分析

通过对典型聚落或墓地的内部布局和空间结构分析,崧泽文化早期的社会处在由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过渡的阶段。中晚期家族私有化进一步发展,聚落之间的分化呈现出不断向等级化发展的趋势。     

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形态初探

近年来,渭水流域仰韶文化晚期一批重要聚落遗址的发掘和调查,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有关聚落的资料。文中通过对晚期聚落的分布、典型聚落的考察、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的分析,认为晚期聚落在规模、布局、内部设施、经济设施、社会形态等方面存在显著特点,与仰韶文化早期、中期聚落均不相同。     

关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问题

本文对赵宝沟文化的白音长汗、水泉、小山和赵宝沟四处居住址的结构进行了分析,总结和阐释了以往在赵宝沟文化聚落形态认识上的主要观点和产生分歧的原因,认为只有对赵宝沟文化居住址做全面的揭露,才能真正解决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结构问题。依据现有材料初步将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区分为大、中、小三个层次,应该是较为切合实际的。     

登封王城岗遗址聚落形态再考察

登封王城岗遗址自史前时期的裴李岗文化,到历史时期的明代,文化传承从未间断。而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王城岗遗址在文明演进的不同时期,其聚落形态亦发生着不断变化。     

山东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初探

本文考察了山东地区商文化的聚落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商文化聚落形态在山东地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早商时期仅济南大辛庄一处遗址;中商时期遗址数量增加并在泰沂山脉两侧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聚落群;晚商早期遗址数量保持稳定但等级较高的遗址处于衰落状态;晚商晚期不但遗址总数而且等级较高的遗址数量都明显增加,还出现了像苏埠屯这样的高规格墓地。这一聚落形态的演变反映了商文化在山东地区东扩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水与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综述

为了探索正在急剧消失的成都平原"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的关系,本文借由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比较集中地综览了平原上史前各聚落城址之间的历时性共性,对史前城址聚落群与成都平原的地貌、水系、文化习尚、宗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各聚落城址的内部特征予以研究述评,以求探究成都平原上这种"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城址及水的关系。     

早夏国家形成时期的聚落形态考察

传统观点认为中原地区国家文明始于夏代。对此尽管仍存异议,但标志三代文明开端的夏王朝的建立必然会引起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是勿庸置疑的。鉴于目前学界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变迁解释的歧异,笔者拟从聚落形态的对比分析出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考察的对象限定在学界探讨夏王朝建立所基本认同的时空范     

洹北商城与殷墟聚落形态浅析

洹北商城和殷墟是商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其周边聚落既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历时性变迁的缩影。本文通过梳理既往研究与近年来发现的新材料,结合洹北商城和殷墟聚落形态、功能、等级和性质讨论,认为中晚商时期洹河流域的聚落至少已形成三级差序格局,但都城仍是核心,与以往“一大带众小”的认识相比更丰富、更立体。随着都邑中心由洹北迁移至洹南,次级聚落成为都邑之下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分布于洹河两岸的基层聚落数量也保持增加的态势,共同奠定了“大邑商”的基本格局。     

珠江三角洲史前海洋聚落宏观形态的变迁

<正>珠江三角洲位于我国南海北岸,岭南中南部区域,主要是由西江、北江、东江、潭江、流溪河等河流携带的泥沙在海湾内堆积而成,它形成于海陆交接的过渡地带,是对气候和海洋环境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这种"衔接海陆"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海洋对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和聚落形态具有重要影响,是我国史前海洋文化发育的重要分区之一1。通过考察在全新世不同时期的环境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史前海洋聚落的宏观分布形态,探讨海洋聚落的分布格局与海洋     

清代民国的汉人蒙古化与蒙古人汉化

清代前期的满蒙一体化政策,确立了蒙古人对草原土地的优先占有和使用权,保障了蒙古族在与汉族交往中的主导地位,致使到草原经商和佃耕的汉族人,不得不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交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自觉地与蒙古社会保持高度一致,表现为汉人的蒙古化。而清末民国时期,随着草原垦殖由非法变为合法,数百万的汉族人得以在塞北安家落户,漠南蒙古由纯牧区变成了农牧交错及纯农区,蒙古人又只好学习汉族农耕文化,表现为蒙古人的汉化。经过两大民族长时间、多层面的融合与创造,蒙古高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蒙、汉民族的共同家园。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驻牧地是典型的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区域。清政府在此处设理事同知与通判,隶属山西巡抚,由原来以蒙古都统为首的一元管理体制演变成都统与山西巡抚共同管辖的蒙汉双重管理体制。绥远城将军设立之初,并未过多参与到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事务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裁撤归化城都统,土默特二旗正式由绥远城将军辖制,从前双重管理体制中地方最高权力的主角也从"都统—巡抚"向"将军—巡抚"转型。通过梳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司法审理中蒙古官员与同知、通判以及都统、山西巡抚、绥远城将军之间司法审理权的变化,可以揭示该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落阵营聚落民居形态初探

落阵营村属于山西省大同县杜庄乡管辖,距大同县城约24公里,杜庄乡政府所在地约7公里。落阵营位于御河东岸,紧邻怀仁县（图一）。落阵营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现有建成区面积44．74公顷,其中老村部分11．56公顷,新村部分33．18公顷。现有住户574户,人口1824人。大同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2009年4期我们译介了"区域聚落形态考古"一文,里面对欧洲的聚落考古也有涉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欧洲聚落考古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详尽的国际视野。需要重申的是,"聚落"(settlement)并非仅指我们所习用的"村落"或"聚居村落"概念,而是指过去不同时空中人类所有活动点位组成的网络系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似,欧洲有较为悠久的依赖文献和艺术的古典考古学和以编年为目的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到目前为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将考古学看作是重建历史的手段。欧洲的聚落考古与北美的聚落考古略有不同,北美侧重用环境考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过程论)来研究人地关系,而欧洲则偏好文化观念和象征考古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地关系,这便有了"景观考古学"的独特路径。由于欧洲比北美有更长的古人类演化史和更显赫的文明史,所以聚落考古成为研究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国家起源的极佳手段,而且成果显赫。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今的聚落考古是如何来观察和了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追溯社会复杂化具体轨迹的。读了这两篇介绍国际聚落考古现状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聚落考古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探索领域,它可以将考古学各流派、不同领域、不同课题及学科交叉手段纳入其中,以便从微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重建过去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轨迹,并对促使人类社会转变的原因提出可信的解释。就此而言,欧美聚落考古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与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期待不谋而合。     

宋元以来太湖东部平原聚落形态的分化及驱动机制

本文以宋元以来太湖东部平原的水环境变化为基础,具体分析作为人居生活场所的聚落在形态、分布方面的适应性变化,并揭示其背后的自然与人文驱动力。宋以后江南人口压力的增大和水网泾浜化的发展,促使太湖东部平原聚落的形成模式逐渐归于两种,即低乡与高乡。低乡地表水充沛,聚落营造的原则以开浚河浜、排除积水为先,宅随浜而就,交通以行船为主,因而房屋沿泾浜分布,具有集村产生的条件。高乡地表水量不足,人们开凿河浜的首要目的在于引潮和蓄水,随之形成以屋宅为中心、浜随宅就的聚落格局。由于高乡河道浅窄不利于行船,住宅与河浜呈离散性分布,聚落形态以散村为主。本文研究证明,除社会经济因素的阶段性影响外,地势、河流水性、潮汐等地域性自然要素,对于太湖东部平原聚落形态的塑造具有本底的制约作用。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聚落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     

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

16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这一变化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而清初的迁海政策也对该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界之后粮户归宗的举措,则导致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的普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