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要面对现实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古籍整理的目的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六、七年来,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先后在各高等院校成立二十几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专业人员已达五百多名,促使古籍整理工作得到蓬勃的发展,成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的最佳时期。但是“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的目的究竟实观了多少?恐怕不仅一般关心古籍整理的人士说不清,我看连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人员,心里也不一     

关于开展广西古籍整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广西古籍(包括旧志)的整理和抢救工作,对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及广西经济发展和建设文化广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江泽民同志也很重视古籍整理工作,1992年为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题词:“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全区的古籍整理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于2005年10月明确由自治区地方志办…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成绩显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侧记

1985年5月22日至28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苏州举行。教育部顾问周林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副主任委员主持了大会,苏州市委及苏州大学领导同志到会表示祝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副主任委员作了书面发言,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夏自强、科研处处长陈志尚同志作了总结发言。到会委员与特邀代表三十多位同志心情振奋在积极、认真、团结的气氛中,共同回忆了二年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听取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高校古籍人才培养、古籍整理研究基金使用办法、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规划以及工作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同时对古籍整理与研究、普及与提高以及教学与科研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因个别委员工作变动而调整补充了几位新委员。     

从点校《八旗通志》谈到古籍整理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1983年4月成立了《八旗通志》点校组。 《八旗通志》是一部民族古籍,全书十六八十册二百五十三卷,三百余万字。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等奉敕纂修,乾隆四年（1739）四月成书。点校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截至1984年十一月底,点校完毕,交稿付印,计划于本年六月出版。 古籍整理是一项“救书,救人,救学科”的重要工作。点校这样大部头的民族古籍,对全组大多数同志说来,又是第一次。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但是,通过这次尝试,我们也获得一些体会,认识到在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中,特别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选择书目 中国现存的古籍浩如烟海,如何选目,这是古籍整理者遇到的首要问题。今以《八旗通志》为     

东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吉林省古籍工作会议综述

八十年代以来,东北历史文化和地方古籍整理研究十分活跃,硕果累累。为了全面展示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果,为学界同道提供一个切磋与研讨的机会,1993年7月28日至30日,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受吉林省教育委员会的委托,在风景如画的吉林市主办了东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吉林省古籍工作会议。东北三省从事东北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省内高校古籍所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学者共七十人参加了盛会。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就东北历史与文化诸课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就全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的协作和规划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兹将会议主要收获综述于下:     

在广西古籍旧志整理现场经验交流会暨广西古籍旧志整理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

首先,我代表中共柳州市委、柳州市政府对全区地方志系统古籍旧志整理现场交流会暨全区古籍旧志整理工作培训班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莅临会议指导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会议在柳州召开,是我市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既是对我市古籍整理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市古籍整理工作的检验和鞭策,更重要的是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们传经送宝来了。在此,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整理古籍旧志,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子孙后代的工作。浩如烟海的古籍旧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传统…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和“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的指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议定组织高校人员编译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并建立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今年五月七日至十日,编委会全体成员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古代文史名著选择丛书》的书目和凡例,确定了古籍委员会直接联系的各研究机构承担的项目,明确了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日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同志、国家教委文科科研处处长(兼委员会秘书长)陈志尚同志亲临会议关怀指导,并作了重要讲话,巴蜀书社的同志列席了会议.     

顾廷龙古籍整理理论初探

顾廷龙先生是我国当代名的学,毕生从事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古籍整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形成了一套古籍整理理论。他认为古籍整理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整理时要编制古籍目录,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使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整理,并要培养人才,做好配套工作。这些理论对我们今天整理古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对顾先生古籍整理理论进行了简略总结。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及专业主任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６日至２９日,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持、浙江人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承办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及专业主任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二十所高校古籍所、四个古典文献专业、一个研究中心的二十多位所长、主任出席了本次会议。线装书局王人路先生、中华书局熊国桢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梦生先生、浙江古籍出版社萧尚兵先生、江苏古籍出版社吴迪女士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大会开幕式由古委会秘书长杨忠先生本持。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先生传达了教育部长陈至立１９９９年１１月 １９日…     

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一)什么是古籍谈到古籍整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古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要把它讲清楚却不十分容易。不错,古籍,简言之,就是古代的典籍。但这个“古代”包括的时限如何?它的上限起于何时?它的下限如何确定?这些都颇值得研究。即以古籍的时间下限而论,目前至少有三说:一是一八四○年说,二是一     

浅谈古籍复印的几个问题

这些年来,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人们所共知的.笔者是古籍整理研究队伍中的一个小兵,主要工作是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服务,所以接触这方面的同志的机会比较多.据我所知,目前他们感到工作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古籍珍本、善本、孤本、稿本不准复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进展.     

曲折与前行:新中国前30年古籍整理历程

新中国前30年(1949—1978)古籍整理事业经历了起步、发展、重创与前行的历程:习仲勋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个文件,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进入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的崭新阶段;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是20世纪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成果的出版,说明了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已取得初步繁荣;古籍整理现代范式和标准的确立,开启了古文献学科研究的新篇章;"文革"爆发,使古籍整理事业遭受重创;"四人帮"覆灭,经历了30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古籍整理正蓄势待发。     

陈云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关系子孙后代的事业。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从1953年起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1976年“文革”结束后,陈云对这一事业非常重视和关心,曾多次发表有关讲话,并于1981年专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出重要指示,使这一饱受摧残、完全停顿的事业重现生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籍整理如何为现实服务

古籍整理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古籍整理本身又是一门学科。它包括点校、注释、今译、勘误、辨伪、辑佚、目录、选编、修补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求。有自己的工作对象、任务和方法。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条件下,讨论古籍整理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东北地方古籍溯源

关于中国古籍的下限问题,李一氓同志的《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一文指出:“关于古籍的时代下限问题,原来规定是到1911年为止,自无不可.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看来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文章强调:“特别对历史部分不能拘泥于古籍下限之说,而应尽速进行整理.现在我们已整理出或将整理出若干1911年以后的有关文献,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要求.”(198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近几年来,东北地方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证明,李一氓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本文虽然不是专     

常用古籍目录介绍

前辈学者论学,都十分重视目录之学,概言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这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同志,更要十分重视、充分利用常用的古籍目录。现就平时接触的一些古籍目录,稍加整理排比,介绍如下,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一、关于近年来出版古籍的目录1.《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所载近年出版的文史哲部分古籍目录 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集、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自八十年代以来,差不多每年出版的古籍目录都经整理汇总后及时登载出来,极便于读者及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它主要是根据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各地方出版社和部分古籍书店提供的材料,并参照版本图书馆编印的《全国新书目》整理出来的。著录内容一般包括书名、作者及时代、整理者及整理方式、出版单位、册数、所属丛刊、是否重印书等内容,著录的次序是按文史     

简谈古籍整理的方式与方向

古籍整理工作,不外标点、校勘、注释、翻译、汇纂五种方式。目前,除了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布置的古籍整理项目外,社会上多数古籍整理工作者及出版者似乎更加偏爱于古籍翻译,以至于目前古籍的白话文本俯拾即是。这种现象是喜是优,实在很值得推敲。标点、校勘是任何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工序,汇纂是对古籍文本的一种再加工与重组合,注释、翻译是对古籍内容的时代性理解与体味,其中,注释是对古籍文字内容的研究性理解,越是深奥难懂的字词,越要加以解释,不容避难就易,不容浮光掠影,而务求追根究底、体味原意,带有很浓厚的…     

《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介绍

《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今年五月,已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全书13O多万字,收词4900多条,大32开本,装帧古朴,典雅大方.它的出版,填补了古籍整理研究出版方面的空白,是我国第一部古籍文献专业辞书.本《辞典》是由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枫教授任主编,高振锋教授,颜中其研究员任副主编和本所辞书编辑室全体同志参加集体审稿编篡而成.     

古籍标点中两个应注意的问题

我这篇小,是想就目前出版的我国古籍整理书籍中两个标点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并不大,但牵涉面却很广,而且还并不是“无伤大雅”。1991年10月,我在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曾由总编办公室出面,请中华书局内部几位对古籍点校有经验的同志,包括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古籍整理研究专家赵守俨先生,经集体讨论,写成《古籍校点释例》一,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1991年第4期。《释例》前有一说明,中云：“为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尽量减少校勘和标点中的错误,我们根据实际工作     

关于古籍翻译一些想法

翻译,就着古籍整理说,就是用当代书面语来翻译古代书面语.汉语是用普通话来翻译,各民族语是用各民族当前的通语来翻译.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好多民族都有丰富的古籍,单说汉语古籍就已经是汗牛充栋的了.这是说我们古籍之多.再,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务繁多,各项建设都需人力财力.这是说我们任务之重.因之,我们不能希望一次就把所有的古籍都翻译出来.这并不是吝惜力量,事实要求我们要有个轻重缓急.应当有个全国性的计划,安排得当,有步骤地进行.浅见以为,古籍翻译也应当以“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由此,我想就几个问题说说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