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浅谈新闻报道写作的虚实结合

艺术创作中有"虚境"与"实境",同样,新闻报道写作中也有"虚境"与"实境"。新闻写作中的"虚中有实"与"实中有虚",是新闻意境结构上的两种主要类型,做到虚实结合,虚实相映,能够进一步增强新闻的表现力。因此,新闻必然是"实写"与"虚写"的辩证统一。     

浅述预算会计与企业会计

预算会计与企业会计是会计学科的两大分支,预算会计与企业会计相比,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财政性"的特点。而企业会计是以营利为最终目的。     

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

一个政权对自称的抉择,反映的是其对现实中自我的定位与认知。"高丽"尽管由"高句丽"而来,却最终变成了"朝鲜"便是由此所决定。王建最初以"高丽"为国号标榜政权的合法性,可统一之后,由于正统来自新罗,又尽力摆脱"高句丽"的记忆与身份意识,而强调自身"三韩"的属性。但有时为了某种利益,高丽人又会对"高句丽"这一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加以利用。高丽人的自称抉择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筛选进行的,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中国认同则是其主要标准。在"历史"力量的影响与现实话语的引导下,半岛政权真的由"高丽"经"三韩"而变成了"朝鲜",成为在政治与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国天子的一方诸侯。     

无边界学习、多媒体技术运用与远程教育

教学中社会与学校、教师与学生、课程与生活、知识与经验等二元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从根本上剔除的。一位优秀的教师是要承认二元的存在,同时又协调二元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时常讲的"对立统一"。借助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做到"对立统一"是一个极好的方法。无论运用何种手段,只要能够打破教学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任务和结果的单一性,真正做到"社会即学校"、"以学生为师"、"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这就叫"无边界学习"。"多媒体技术运用"和"远程教育"都不能讲是"无边界学习"。     

神奇的鳌头乡傩

临夏古称"河州",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东邻洮河与定西相望,西依积石山与青海毗邻,南靠太子山与甘南搭界,北濒湟水与兰州接壤,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丝绸之路南路之要冲,唐蕃古道之重镇,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素有"彩陶之乡"、"大禹治水的源头"、"古动物的伊甸园"之美誉。河州"花儿"被誉为"西北之魂",扬名海内外。河州乡傩以古朴生动的表演形式跨进世界傩文化研究领域,在河州乡傩艺苑中鳌头乡傩更是独树一帜。     

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目前被诸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民俗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民俗"之"民",都是生活文化的承载者。而作为社会化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每个人又都是一面"镜子",可从其身上映现出社会万象与人生百态。这就为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与可行性。而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应对俗民个体生命历程及其生活"语境"做多方位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与多方面了解,对其生活中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呈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反映其背后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个人生活史研究,关注俗民主体的身体性与思想感受,以"民"带"俗"、还"俗"于"民",可避免传统以"俗"带"民"研究路径带来的一些不足与弊端。     

道家的“无为”思想浅析

"无为"是道家最基本的精神之一,是一种精神境界,它与"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无为"的本质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精神境界就是"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不人为造作,达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家伦理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无为"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绝对精神自由境界。     

从《武士道》看武士道精神价值的核心

学者在对武士道的精神价值核心作判断时,往往不能达成统一结论。有人说武士道的价值核心是"忠",有人说是"仁",而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则说是"义"。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论者各自所采取的视角不同。论"忠"与"义"是上层贵族与武士集团各自不同的要求;而论"仁"与"义"则是一种集体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差异。     

“葬”和“埋”

本文主要对"葬"释源,并兼谈与"葬"有密切关系的"埋"字,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葬"是起源很早的字,很有可能在商周时代产生,"埋"是"薶"的俗字,"埋"的出现理应晚于"薶"字。"埋(薶)"起先都是指埋物、埋牲,后来才有埋人之义。本文粗略地说明了"葬"埋"的起源、意义,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现代性与“她”字的认同——读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

《"她"字的文化史》是一部"新文化史"与传统史学方法相结合的著作,富有启发性。该著用现代性概念对"她"字的创生与社会化认同做了分析,认为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是"西方性",而是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然而,"现代性"并不能与"西方性"截然分离,它们之间的内外界分有待商榷;参与"她"字问题争论的"男女平等"的现代性别观念尽管有不足,但也不应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现代性概念没有固定的模式,"她"字既然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融互动的产物,在对其做因果分析时,把现代性看作是对特定时代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一种界说,也许更可取。     

昭君戏在民间社火中的传播形态

民间社火是昭君戏传播的重要民俗文化土壤,"扮故事"和"竹马"是社火游艺队伍中装演昭君故事最主要的两种表演形态。昭君戏与"扮故事"、"竹马"相结合,是故事内容与艺术形式双向选择的结果。"扮故事"和"竹马"等社火艺术装演昭君故事,是昭君戏舞台传播的一种延伸形态。     

把握志书语言运用的“度”——以《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院志》为例论志书编纂中语用风格问题

志书语言是志书内容的载体,影响着志书的质量,志书编纂人员需正确运用语言,特别是对志书语言中"准确严谨"与"模糊语言"、"朴素真实"与"生动形象"、"述而不议"与"点睛之议"、"文约"与"事丰"、"图文并茂"与"图从于文"等相对或相关的语言风格之间的关系更应谨慎把握。本文以《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院志》为例进行相关论述,从一定程度上对解决此类问题提供建议,力图为志书语言研究尽微薄之力。     

重读《乐记》

《乐记》是一部怎样的书?《乐记》是一部论"乐"的专著,据诸家考察,《乐记》成书于秦汉,全书23篇,内容大至包括"乐"的产生、"乐"与思想情感的关系、"乐"与美的关系、"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乐记》到底是先秦人的     

浅论孔子之“仁”

孔子的"仁学"诞生在"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是时,各个军事集团相互征伐,先贤所作之"礼"彻底崩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站在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仁"的伦理规范,这套规范以"爱人"为核心,包含了忠、孝、节、义、恭、宽、信、敏、惠等诸多方面。孔子"仁学"的提出是与维护"礼"分不开的,在探索"仁"与"礼"的结合点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礼"内化为世人内心的规范——"仁",这在是先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创造,对当时乃至今天仍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佛教和合文化与“海上丝路”的和平发展

佛教的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丝路"是中国通过海洋对和合文化精神的践行。和谐与圆融是中国佛教和合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国佛教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特质,尤其是与东南亚与南亚等地区密切的关系,使得佛教在"海上丝路"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佛教固有的"缘起""中观"、"空观""涅槃"的教义理念是佛教和合文化坚实的理论基础,佛教所体现的"慈悲""平等""和谐与和平"既是佛教和合精神的流露,又是对"和合文化"的具体践行。佛教在古代"海上丝路"上的传播,为当今"海上丝路"和平发展,奠定了历史上的"佛缘"基础。中国佛教和合文化对推动"海上丝路"和平与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浅谈区志编纂工作的几个问题

"专家修志"、"横不缺要项"、"竖不断主线"三条原则,是修志之要则。本人根据《下关区志》编修实践,对三条原则的理解与运用谈点体会。一、"专家修志"原则的理解与运用实践证明,"专家修志"原则是提高志书质量的保证。我们对"专家修志"原则的理解与运用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尹光方鼎”与“听簋”的补释与定名问题

"尹光方鼎"(旧称"逦方鼎""乙亥父丁鼎")与"听簋"(又名"逦簋""京簋")的定名素有较大争议,"逦""唯各""■""享京"等字词的断句与解释是整篇铭文释读与确认器主的关键所在。"逦"是动词,佐匹、襄助之意。""读为庭或廷。"各"与"享京"分别是两器的受赐对象与铸器者,故应定名为"各方鼎"(或"各鼎")与"享京簋"。     

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研究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从本质上认识和区分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文中把真正的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称为应然的中国特色。第二部分为"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的形成",其中一是与党的领导.二是与传统文化,三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部分为"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体系与文物法律体系"。第四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与实践,推动文物事业科学发展"。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