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日本访书及刊行述略

本文梳理罗振玉在日本搜访汉文古籍的事迹,通过对访书来源和品类的考察,揭示罗振玉重"古"、以中土为中心的学术偏好和他在民国初期对古写本文献的关注。文章全面整理了罗振玉日本访书的出版成果,认为他于汉文古籍回流方面的功绩在民国学者中首屈一指,并说明罗振玉访回刊印图书中,有一些在今日仍具不可替代的版本价值。     

东莞木鱼书高登世界大雅之堂

木鱼书始于明代,又称摸鱼书歌,是唱本,属弹词,可读可唱。木鱼书,历来受到很高评价。1938年郑振铎就曾在《中国俗文学史》上提到：“广东最流行的是木鱼书。其中负盛名的有《花笺记》,有《二荷花史》。《花笺记》被称为第八才子书……”德国歌德、日本波多野太郎也曾高度赞扬《花笺记》、《二荷花史》等木鱼书。不少优秀木鱼书版本收藏于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荷兰、法国、日本。这些国家更有不少学者群起研究、挖掘收藏木鱼书。[第一段]     

论岛田翰《访余录》中所记钱大昕批校钞本《元典章》之谬

<正>日本学者岛田翰(1879-1915)生前曾往中国游历访书,后著有《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一文。此文在岛田翰身故之后,于1921年由友人田中庆太郎编入《访余录》一书刊行于世。这部书1927年在中国由北京藻玉堂书店铅印成册,这篇文章才开始为国人所知,并引起学者关注。岛田翰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江南访书所见的一十七种奇书,均为明清名家手稿,让人读后不免心驰神往。从岛田翰的介绍来看,     

《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

《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自本世纪初敦煌文献被发现以来,东西方学者纷纷从书中探寻和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方面问题,并取得不少重要成就。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献大多分藏于北京、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致使人们难窥全豹。有...     

台湾戒严时期书商盗版大陆书的各种奇招

台湾于1949年开始"戒严",并颁布《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严禁大陆作家、学者的书在台湾出版和流通。可是,有不少大陆学术著作,对于台湾地区的学者、研究人员、学     

缪荃孙藏书流散考

一、生前售书 缪荃孙收书始于其早岁客居成都时,后居官京师,讲学金陵,暇时必逛市肆搜购.远游他处,也必以访书为要务,济南、上海乃至日本东京等地无不留下他访书的脚印.经过数十年孜孜矻矻、长期不懈的搜淘,他的藏书至其晚年已积聚十馀万卷[1].     

日本劫购徐则恂东海楼藏书始末考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对中国文献觊觎也日甚.继陆心源"丽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整批收购后,杭州徐则恂东海楼藏书又惨遭日本劫购,舶载而东.有关徐则恂及其东海藏书楼,近年出版的有关藏书史、图书馆史与中日交流史的著作,如严绍瀑<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浙江省图书馆志>[2]、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3]、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3]等,多有提及,但由于国内留存下来的史料实在太稀少,各书的论述多仅数十字,语焉不详,且迄今未见有专论.在此,笔者主要利用在日访学期间收集到的日本外交档案资料,对日本秘密劫购东海楼藏书的过程进行考述,并就其中的地方志被劫情况作一访查,以明历史事实之真相.     

钱大昕《元史稿》故实考辨

钱大昕是乾嘉时代史学巨擘,尤以元史见长,相传在其身后留有遗著《元史稿》一部。日本学者岛田翰在江浙访书时曾见到残帙,在国内引起过一定影响。然而通过道光间学者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可知,钱大昕所作的工作只是在明修《元史》的基础上改订文字,删省传记,又补入《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等而已,并非新作一部《元史稿》。岛田翰自称曾见到钱大昕残稿一事固不可信,钱大昕之子钱东壁、钱东塾所作《行述》所谓有"纪传志表皆已脱稿"的《元史稿》也是夸大之辞。     

张燧《千百年眼》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张燧系晚明湘潭人士,曾著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未见编》等书,尤其《千百年眼》一书,万历四十二年刊印后,备受世人关注。明末清初,此书传之日本,影响很大,不仅有日本刻本,而且有许多日本学者对其进行征引、研究。通过梳理《千百年眼》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接受情况,有助于学界了解《千百年眼》的学术价值。     

关于"渊泉"笔名的学术史考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提出了不少新颖独特的见解,其中石川先生称:自己考证出了当年在<晨报>以"渊泉"为笔名发表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     

关于清代北京旗人谱书:概况与研究

有清一代,八旗(首先是满洲旗人)世家大族素有修谱的传统.在历经百年来岁月沧桑、社会动荡尤其"文革"浩劫后,旗人谱书存世者依旧不少.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潜心研究中国宗谱30年,在《中国宗谱的研究》中,他把旗人谱书纳入"东北谱",下分汉人谱(居住东北的汉军和汉人)、满人谱(居住东北、北京、华中)、蒙人谱(居住东北、北京)①.近20年来,东北旗人谱书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仅对吉林、辽宁两省的不完全调查,就发现500部以上.有人据此估计,存世总数超过千部.同时陆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②.相形之下,对北京旗人谱书的研究起步较晚.     

《〈兼名苑〉辑注》订补

<兼名苑>是唐代僧人释远年编纂的类书.该书汇集事物别名异称,对于名物训诂以及语源学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成书不久便遗佚不存,因此国内各种书目文献对<兼名苑>以及作者鲜有记载.<兼名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并受到很高的重视.日籍<本草和名>、<倭名类聚抄>以及<医心方>曾多次引用<兼名苑>,之后<兼名苑>在日本也散佚流失了.近年有学者钩沉中日典籍中<兼名苑>佚文,整理为<〈兼名苑〉辑注>一书.本文对书中的注释以及佚文作了补充.     

汉代乡亭里研究概述

通常在论及汉代地方行政组织时总是以乡亭里为基础的,而又以里为最基层单位。《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关于乡亭里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及设置结构问题,文献记载则有些阙疑,间或互相矛盾,导致中外学者争论不休,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西北地区敦煌、居延等地大批简牍的出土,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推向新高潮。许多学者根据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重新对汉代乡亭里关系做了一番审视,得出了一些见解独特,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下面就研究状况略加阐述。最早对史书记载提出异议的是日本已故学者冈…     

西村俊一等学者访问我会

8月10日,日本东京学芸大学副教授西村俊一、日本民政学院副教授世良正浩,以及日本华人知名学者钟清汉教授会见了萧岗副会长。不少学者认为,21世纪环太     

日本埃及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日本学者对于古埃及的关注始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学在日本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日本主导的埃及考古实践的展开、日益密切的海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的埃及学也展现出了一些不足,如对文献研究的回避、学科定位的困难等等。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埃及学者活跃于埃及考古发掘与保护的第一线,但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日本埃及学"。文化上的距离、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在埃及学的发展道路上与日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日本埃及学的发展之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建窑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

建窑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早在1935年6月,美国的詹姆士·马歇尔·普拉玛(James Marshall Plumres,1899～1960年)在中国上海海关工作期间,曾考察过建窑遗址,也采集了很多标本运回美国,并著《天目瓷考察》一书。在他逝世以后,1972年,书由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日本学者也曾利用这批资料进行过一些     

直江广治的山西民俗调研

1942年5、6月间,先前日本陆军预科士官学校教授渡边光、东京大学助教多田文男访晋时,日本陆军派遣军驻晋部队长官敦促其组织日本国内“一流学者”组团调查、研究山西资源（地理、人文等）,这个“山西学术调查研究团”正式组成并在山西开展了所谓“调查”和“研究”,最后成书《山西学术探险记》,于1943年朝日新闻社出版。1987年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印的《山西历史辑览》选译了该书部分内容,即地质、地理、人类、民具四部分。 当年日本学者和专业人员在山西进行的调研,是为日本侵华所服务的,然而由于其调研的面广（分设有地矿、地理、动植物、人类史前史、绘画、电影等部,悉由日本教授、博士、专业人员组成,总人数达60余人）,虽足迹仅涉晋南及五台山一带,其“调研”所得因许多历史资料渐已湮没而不乏其文献价值,尤其是采风所得之民俗部分,自有其独到之处。有鉴《山西历史辑览》未译部分中之山西民俗,当年参加“调研”的日本民俗     

黎庶昌及其《古逸丛书》考论

光绪七年(1881)黎庶昌出任日本公使期间,在其随员杨守敬的配合下,搜访了大量国内亡佚而复见于日本的善本古籍,汇刻成《古逸丛书》,受到海内外士林的普遍赞誉,至今仍有搜访、整理、汇辑、校刻文献的示范性典型意义。本文爬梳填籍,勾稽史料,详细叙述了黎庶昌搜访刊刻《古逸丛书》的具体经历,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玉篇》、《文馆词林》、《姓解》、《史略》、《太平寰宇记》诸书为例,逐条撮述流传原委,考证版本真伪,辨别异同得失,同时也订正了今人如余嘉锡、郑天挺等人的一些讹误。从中不仅可以如实了解《古逸丛书》的文献价值,而且也可以重新评价黎庶昌使“数千百年坠简复还旧观”的学术贡献。     

日本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第一次访中团来我校访问

以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今村成和为团长,立教大学教授三户公为副团长的日本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第一次访中团一行二十三人,于七月三十一日来我校,与外国问题研究所以及教育科学研究所从事日本和苏联问题研究的教师进行了学术交流。两国学者就日本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哲学史、法律、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日本学者还就高句丽、勃海国以及清史的研究等,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国学者就上述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林出贤次郎携来新疆省乡土志三十种》解说

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新疆方志,既是研考新疆历史,编写新时代地方志的第一手重要参考资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过去存收疏漏,多有散佚。今有日本学者片冈一忠,出自一个学者的真诚,悉力搜求,将本世纪初林出贤次郎带回日本七十余年之久的三十种新疆地方志汉文原本编为一书,付梓刊布,得以面世。1987年,日本学者梅村坦先生访问新疆时,片冈一忠先生特意将此书一册亲笔题词,委托梅村先生转赠新疆社会科学院。片冈先生盛意感人。现将该书内片冈一忠先生撰写之《解说》译介于下,以利我国学术界对此书之利用。 《林出贤次郎携来新疆省乡土志三十种》现存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资料情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