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

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长,是20世纪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的膨胀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滥觞则是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日趋膨胀的逻辑结果。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即巴列维时代什叶派传统宗教势力的衰落、世俗政治的强化与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广泛发展以及后霍梅尼时代非伊斯兰化的初步政治倾向,构成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为伊朗现代政治模式的走向成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标志着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阶段。     

从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倾覆看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20世纪的伊朗历经战争与革命、改革与发展,基本完成从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城市社会的社会变革。1979年巴列维王朝出人意料地突然倾覆,凸现出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对立统一关系。王朝突然倾覆,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与什叶派教士结成政治联盟。伊朗社会变革的不平衡,造成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弱小,传统势力即巴札和教士势力比较强大。资产阶级弱小,不足以迫使巴列维国王适时推进政治改革,政治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浅析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

随着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伊朗神权共和体制的确立,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被永久的终结,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白色革命"似乎也作为一种不成功的探索模式而被历史封印了。但是,笔者认为,巴列维伊朗的"白色革命"还是成就斐然的,尽管土地改革是核心内容,但它还是所涉及了政治、医疗、卫生、教育等诸多的领域,从各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伊朗向现代化的转型。然而,由于国王自身的好大喜功及其改革的主观目的满足是维护王权专制统治和地区争霸的需要,也未能很好的协调与传统文化尤其是伊斯兰宗教界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白色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深刻反思和借鉴这种昔日的现代化模式,如何选择一条真正适合当代伊朗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仍然是当今伊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白色革命摧毁了伊朗乡村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进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白色革命后伊朗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革 ,导致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伊斯兰革命作为多元结构的民主运动和宗教形式的政治革命 ,否定了伊朗传统的君主制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标志着伊朗现代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自上而下的经济运动与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两者之间的结合 ,是伊朗现代化模式的集中体现     

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一、难解之谜1 978年元旦 ,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称赞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创建了一个“稳定之岛”①。可卡特刚离开伊朗 ,这个“稳定之岛”立即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间 ,不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王冠落地 ,而且巴列维王朝也寿终正寝 ,在伊朗延续了 2 50 0多年的君主制的历史随之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 ,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 ,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在国王手中 ,有 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 …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述评

一、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与影响 伊朗在1935年前被西方称为“波斯”。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9世纪,伊朗的地理区域南抵幼发拉底河,北靠高加索山脉,东北直达阿姆河,西南靠近印度河流域。进入20世纪,伊朗包括恺加王朝、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三个时期,可见,伊朗既指现实中的伊朗,也指历史上的伊朗。因此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既包括历史上的关系也包括现实上的关系。     

墨西哥革命新解——一种“小传统”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范式发生了革命性转换：从研究政治生活转向日常生活,从精英政治转向草根阶层。这种范式转换不仅为我们重新解读墨西哥革命提供了可能,而且使我们对墨西哥革命建构主义下的“小传统”命运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新的认知。     

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

本文认为,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结成“外围联盟”,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伊朗伊斯兰教革命后,尽管霍梅尼从意识形态出发强烈反对以色列,但因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两伊战争期间伊以仍然保持着秘密武器交易。随着冷战后苏联的解体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削弱,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伊以为争夺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伊朗以反对中东和平进程和支持阿拉伯激进组织来对付以色列;而以色列则竭力把伊朗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大力渲染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核计划对中东稳定及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关注、制裁,甚至军事打击,保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国地位。     

导读寸谚b

有人从批判的角度说,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加上权力精英,形成一个铁三角,垄断大部分资源,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公。这样的概括全面吗？回望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49年以前,新生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对权力精英构成制衡,双轮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后,这两个阶层被连根拔除。经历30年的空白期,曾经被淘汰出局的他们又一次回到时代中心。这一次,他们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国人拭目以待。     

乌莱玛在伊朗立宪革命中的作用初探

1906-1911年伊朗爆发了立宪革命,它在伊朗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乌莱玛阶层在革命初期的引领作用,推动着立宪革命的不断前进,为伊朗带来了宪法、议会和三权分立等现代政治理念。随着民主党派逐步掌握领导权,立宪革命开始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与乌莱玛预想的目标并不一致,乌莱玛阶层内部出现分歧,革命联盟的力量被削弱。在民主党派与乌莱玛阶层的斗争中,保守的乌莱玛要求在宪法补充法中加入宗教裁决的条款,使得伊朗在20世纪初期再次确立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在国家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而在伊朗未来政治的演变中,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成为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     

Territorially-nes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 the case of Donggu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question of extended urbanization by arguing for the need to overcome dualistic views to properly address the political specificiti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o this end, this paper understands state-territorial relations as a process of étatization by drawing on the particular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the party-state in urbanization. Through a brief history of Guangdong, it elaborates on the political modalities of territorialization through China’s administrative rank system. This has enabled the party-state to mediate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From this, I arrive at the concept of “territorially-nested urbanization”, moving beyond limited accounts of hierarchical state powers in Chinese urban studies. Next, from a short periodization of Dongguan’s urbanization, the paper exemplifies how a particular mode of territorialization has evolved into ten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ity and towns in the ongoing dilemma of multi-centered versus concentrated direction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insights from in-depth fieldwork,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contradictory mobilization of village collectives within extended state power through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rs’ politics and activism in contested land transformations.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研究三十年

本文以政策变化与城镇化演进关系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特点与动力机制,认为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模式在中国城镇化研究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包括小城镇发展、城镇化路径以及城镇化主体的讨论,21世纪后,对农村城镇化的反思推动了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新视角向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转化;本文进一步对珠三角城镇化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青海省两河流域城市带战略构想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两大主要力量。对青海这样一个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省份而言,以打造两河流域城市带为突破口,加速推进全省城镇化进程,对推动青海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板块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总结与评价

与国际标准模式相比较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这一现象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造成的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换的客观需求 ,而且一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一直保持这一趋势。     

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起源、概念、进展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城市化研究的起源,对乡村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对近20年来乡村城市化研究的内容、进展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评述,并对未来乡村城市化研究的方向作出了展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MANUFACTURING, 1959-73*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states over the period 1959-1973.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isolating the effects of a state's 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productivity growth. 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ed include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cities along with the standard measures of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both scale economies and technical change are related to 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effects tend to be offsetting; no relationship is found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overall productivity growth as measured b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汽车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

汽车自清季进入中国之后,在1920年代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改善了城市的交通,加强了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次,随着道路的兴修,汽车的行驶,市区范围得以向周边扩展,城市性能得以提升,城市化程度得以加强。再次,1930年代后,随着铁路不及的西北、西南地区汽车路线的开通,沿海城市的现代文明得以更快进入,社会风气遂逐渐开通。     

基于集群创导的关中城镇化发展探讨

当前,我国中西部较落后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城镇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缓慢,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持薄弱,缺乏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引,因而导致了城镇化低质推进现象。有鉴于此,本文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借鉴国外集群创导和沿海地区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经验,通过对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之间互动关系和关中地区实施集群创导的条件和优势进行分析,提出了以集群创导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以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的陕西关中地区城镇化发展思路。     

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析——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

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析了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阐述了在旅游城市化进程中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观念、产权、制度、规划、管理、生态、科技、教育等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对策。     

Urbanisation,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n Greece

Urbanization trends in Greece since the 1950s are reviewed,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problems that arose in the 1970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two major attempts at state intervention in urban plann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conclude with an overview of possible policy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re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