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代耕问题初探

本文通过分析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无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的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代耕的原因、措施,揭示了代耕对明显改善抗属生活水平,推动扩军与归队工作、激励士气,带动生产、凝聚人心、鼓舞全民抗战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研究

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退伍军人能否妥善安置,直接关系到抗日军队的巩固和根据地的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把这一工作做好,从1937年开始,先后颁布相关条例,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抗日军人退伍制度,并以此为依据,在边区人民的帮助下.分两个阶段对退伍军人进行了妥善安置.边区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对边区的社会稳定,激励士气,推动扩军、归队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心的游击战争

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之后,原红七军领导人黄松坚、黄举平、腾静夫等在滇黔桂三省边区创造性地坚持共产党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建立起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中心的富宁县各族人民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配合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几个问题的研究

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是中原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地域比较广阔,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的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由该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建设银行币（又称边币）,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军事斗争、服务民生,乃至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被李先念称为抗日斗争中“无声的武器”。现就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的发行时间和种类版别,币本位制的确定过程,后期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解决通货膨胀的措施等几个重要问题,初步研究并简述如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与边区社会发展

改变落后的社会环境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各种类型展览会的主要动机.展览会内容涉及到边区生产建设、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等方面.边区的展览会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根据地特色:为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边区政府通过展览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动员贯穿于展览会的筹备组织过程和展览内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展览会的举办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了科学知识,更新了民众的价值观念;拓宽了外部世界对边区的了解;培育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推动了边区社会的改造.     

刍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

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通过进行法治建设、制定土地政策、保护妇女权利、致力民主建设等切实保障人权,在边区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领导边区和根据地政权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经验,对于当今我国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权保障体制,无疑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展阶段及区域范围初探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下简称淮北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近年来,党史界对这一根据地的发展阶段及区域范围说法不一,各执一端。有的同志认为,淮北根据地即为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其理由是,淮北根据地是新四军第四师首先从津浦路西的豫皖苏边区开始创建的,尔后又转入津浦路东,创建了淮北     

苍茫大地主沉浮——人民币诞生记

人民币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就相继建立了银行,毛泽民、林伯渠等革命先驱均担任过行长职务。同银行相伴生的是林林总总的根据地银行货币,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苏币”、“抗币”、“边区币”等计有250多种。到1947年底,     

习仲勋与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创建

习仲勋同志作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实事求是,艰难探索,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本文追寻他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领导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等历史事迹,再现他成长为优秀共产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历程。     

欣赏抗币 不忘国耻

所谓边币、抗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行的革命货币。它们见证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艰苦历程,至今已有六七十年历史,目前存世极稀,甚为珍贵。笔者现将多年所集的部分边币、抗币展示如下,以飨读者。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

由于自然灾害和军阀的剥削压迫,西北地区五省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遭到严重破坏。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人忽视的西北地区遇到了开发的良契而获生机。水利的兴修,良种的推广,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果业等,使国统区农业经济得到发展。陕甘宁边区在日伪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自力更生开发农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显示,边区各级法院于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较为经常地在民事审判中援用六法全书,之后则停止了援用。所援用的法律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和民法。援用的原因,主要是边区自身立法不足,民事审判缺乏法律依据,加上这一时期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营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时,一批具有专业法学知识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干部走上司法岗位,为边区援用六法全书提供了技术支持。边区对六法全书的援用有一定的原则,但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在实践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存在与当地社会脱节的问题,并存在与中共的阶级立场相悖之处。整风运动过后,六法全书在边区实际上被废止。     

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

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8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7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离婚法实践

陕甘宁边区的离婚法令体现了对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追求,但由于落后的社会现实而在实施中遭遇了困境。对此,边区政府在立法、司法、宣传等方面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在离婚问题上,边区还面临着革命需求与个人权利之间的价值冲突,并在实践中对前者有所偏向。考察边区的离婚法令及其实践,可为今日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

自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以来,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民族革命斗争。1930年以来,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大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党的统一领导下,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中国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逐步形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段历史是中国东北抗日革命史的一部分,是朝鲜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而且是现代中朝友谊史的光辉篇章。     

Consider the daughters,they are important to family farms and rural communities too: family-farm succession

Over the last 25 years, researchers have engaged extensively with members of farming families on issues of farm succession. Farmers, their spouses, sons of farmers and daughters-in-law who move into the farming family have been the focus of much of this research. Daughters of farmers (hereafter daughters), except in the unusual cases of being inheritors or successors to the farm enterprise, are for the most part ignored as subjects who may have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to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eory of farm succession and practice, and also of rural population declin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qualitative pilot research project undertaken in 2012 in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Victoria, Australia, to explore daught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families’ decisions about and manage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farm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ny daughters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farming, have developed farm skills and would consider the occupation of farming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However, daughters are commonly overlooked when it comes to decisions about family-farm succession and/or inheritance; hence, indicating patriarchy remains strongly influential in determining family-farm success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previous discussions of the dynamics within farming families and farming communities, and it contributes to wider discussion of changes in and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It recommends further research on rural social issues attributable to patrilineal intergenerational farm transfer.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战时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模运动

典型人物英雄化或先进化是中共的一项重要政治仪式。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动英模运动,创造和发现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英模群体。该项活动既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新型组织形式。奖励劳动英模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之在群众中发生作用,组织起一个群众性运动,以达到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目标。     

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

陈云是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者和设计者。他提出和制定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对棉花、食盐实行统购统销的尝试。陈云提出该政策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当时粮食供销矛盾,但其根本目的,则是要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纳入国家计划之内。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后,陈云向中央提出“三定”办法,平息了统购统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该政策最初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政策,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