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校勘四法

一九三一年,陈援老在其所著《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是陈援老通过自己的校勘实践,对我国历史上传统校勘方法的科学总结。对比一九一一年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提出的“死校”、“活校”法,陈援老的“校勘四法”不仅方法缜密,而且内涵丰富,它实际已包含着对校勘内容、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法”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其广泛影响。不过,从目前看,凡讲“校勘四法”,大抵以仅仅视其为单纯的方法的为多,而发掘其丰富内涵的却寥若     

欧阳修校勘学述论

作为著名文献学家的欧阳修 ,曾长期任职馆阁 ,对校勘者提出了见多识广、吃苦耐劳、博采精择、久任专一的条件和要求 ,见解精辟 ;校勘中信守“慎改”原则 ,采取阙疑、存异作法 ,为后世树立楷模 ;探索“文物校勘法” ,集录金石铭刻对传世古籍进行校勘 ,成果显著 ;校勘遍及四部 ,质量精审。欧阳修在校勘学史上应当占有重要地位。     

“姊”之流变考

时下语言工作者对亲属称谓泛化的研究大都局限在现代汉语,本文从古代汉语“姊”的角度分析它的泛化形式和使用范围,研究它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时期的发展演变,揭示其泛化原因。并以本文的研究成果修订辞书,校勘文献。     

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

本文对北宋仁宗后纷繁的朝廷校勘状况进行了爬梳 ,首次勾勒出 30次校勘的概况 ,并对史籍中不少相舛的记载进行考证 ,解开了若干疑团。又从两千年校勘学史的角度对北宋全貌进行考察 ,首次提出校勘记独立成书是在北宋 ,并揭示出北宋校勘与“小学”互相促进的状况。第一次从学术风气与校勘的关系、军政大事与校勘的联系之角度考察北宋校勘 ,揭示出它们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以及影响的程度。望本文对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有所帮助     

《韩集举正》校勘符号简论

《韩集举正》是南宋方崧卿校理韩愈诗集时做的校勘记,为宋代一部“独立完整的校勘学作”,体现了当时的校勘水平。它最大的特点是使用校勘符号,这些校勘符号的使用是宋代校勘学发展的表现。     

道书音注的语料价值

道教文献在辞书编纂和文献校勘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章利用道书中的音义材料并结合道教文化,从收字、注音等方面对《汉语大字典》的缺漏作补正,并对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作了校勘。     

管锡华著《校勘学》评介

校勘是一门极古老的学问,但“校勘学”则是新出的。旧时学者有校勘而无其学,就是说有丰富的校勘实践而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自然,实践丰富了,理论和方法或迟或早总要跟上来。管锡华同志所著《校勘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版)的问世,正是“跟上来”的一个具体表现。     

《世说新语新校》商榷——兼及校勘古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天华先生新著《世说新语新校》胜义甚多,然由于本书以采用理校法居多,而理校法“最高明,同时也最危险”,故书中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就该书中的数条校文提出商榷,同时,为使古籍校勘言而有据,本文还提出：校勘原文所引古书时,应以外校法为主;原文文从字顺者,不必另行标新立异;“音近义通”可作为校勘时的依据,然不可滥用。     

明代汉语词汇与古籍整理

我国浩若烟海的文献古籍,主要是用文言古义写成的。但自晚唐五代以来,大量白话语词涌入各种古籍,甚至出现了不少完全使用白话进行创作的文献,从而标志着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的转变。这些白话语词,或者“非雅诂旧义所能赅”,或者“字面普通而义别”,给我们阅读使用这类古籍带来种种困难。如果缺乏对这些白话语词的研究,便会直接影响到整理这类古籍的质量。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见于明代文献古籍的白话语词进行研究,以求得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古籍整理的主要工作形式,是对有关古籍的校勘、标点和注释,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必须具有扎实而渊博的文献词汇知识,才能保证古籍整理的质量。     

诸家校勘《老子》失当考——兼谈校勘古籍之戒

《老子》大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初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各代均有翻刻,其版本不下几十种,文字差异较大.历代学者作了大量校勘工作,部分舛讹之处得到了纠正.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两种写本的《老子》帛书,今称之为甲本、乙本.甲本抄写年代可能至晚在汉高祖时期,即公元前二○六至一九五年间;乙本的抄写年代可能在汉文帝时期,即公元前一七九至一六九年间.帛书甲、乙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老子》最古本,以帛书本为据,观诸校勘家语,不难发现,他们的论断相当多数不符《老子》原文.即便是各家公认校勘精当,推之为校勘典范的论断,今与帛书相校,亦证其非.例如王念孙校勘《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句,通行本皆作“夫佳兵者”,“佳兵者”于义不通,各家强为之解、王念孙谓“佳”乃“隹”字之讹,通“唯”,作     

试论卢文、顾广圻的校勘异同及其特点

卢文、顾广圻在长期的校勘实践中，注意到版本好坏对校勘的影响，认识到校勘时随意改动原文对古籍带来的严重危害，对妄改原文深恶痛绝。他们校勘不仅校字词的讹倒衍脱，而且指正所记史实的明显错误，特别是顾广圻还主动考辨所载内容的正误。顾广圻指出的“不校校之”的校勘原则，已成为校勘者至今仍恪守的重要原则。     

《伍子胥变文》校读记五则

《伍子胥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虽然为之校勘注释之书已然不少,但是“子胥告令军兵”、“君不索吾身命,由自予之”、“隈形即立”、“抽刀剑吼”等处之解释仍未能餍心切理,或者校注者漏释,或者当另作他解,文意方通.     

《算经十书》校勘的新进展——《算经十书》郭书春、刘钝校点评介

《算经十书》的校勘,是自清乾嘉以来中国数学史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这次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刘钝研究员校点的《算经十书》,是在总结和吸取前人经验和教训,并对各校勘本深入研究,加以甄别基础上的新校勘。此校勘本的出版,标志着《算经十书》校勘的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论方苞的史书“义法”

清桐城派首领方苞(号望溪)七岁“潜观”《史记》,十岁起博究经史百氏之书。平生好经史百氏文献的辩伪考证和校勘整理,尤善长于史学理论的阐发。曾撰有《史记评语》、《史记注补正》、《读书笔记》等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著史“义法”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具有重大的影响。“义法”二字最先是由司马迁提出来的,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孔子     

倪模集藏并撰《古今钱略》——《中华珍泉追踪录续篇》（八）

乾嘉间名儒古籍校勘家、泉学家倪模（1750—1825）字迂存,号韭瓶,安徽望江人,世居大雷岸（今望江县雷池乡）,以耕读为业。倪模自幼喜读书,廿九岁中举,四十九岁（嘉庆四年）成进士,后出任凤阳府学教授。倪氏一生淡泊仕途不为官,专心于教育和学术研究。他藏书甚多,并精于古籍校勘。据有关书刊记载,倪氏“藏书七万卷,为安徽之冠”,“校勘经史数十种,自少至老无倦时”①,是乾隆时期知名经史古籍校勘家。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汉韩称谓的编码度比较

文化的差异可能在范畴化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在不同语言相互对应的词语中所概括的具体内容往往是因民族而异。汉语和韩语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所概括的具体内容不同,编码度也产生一些差异。汉语的“哥哥”被编为“■(男性称呼哥哥)”和“■■(女性称呼哥哥)”两个语码;汉语的“姐姐”被编为“■■(男性称呼姐姐)”和“■■(女性称呼姐姐)”两个语码。虽然汉语“妹妹”被编为“■■■([韩]女同生-[汉]妹妹)”一个语码,汉语“弟弟”被编为“■■■(弟弟)”一个语码,但是在上义义场、语用以及泛化程度上都存在差异。这是由不同社会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词语民族性特征的体现。     

敦煌变文词语校释

敦煌献自发现到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人们对其中变的研究可谓用力甚勤,在词语释义、字校勘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由于献所具有的特殊性,使人们在考释、发掘词义时,仍然有一些词语未被准确地解释,在校勘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大型辞书如《汉语大词典》等在编纂中,本应该收录变中出现的词语而未收,也使一些词条的例证晚于唐五代。本选取敦煌变中的一些词语进行考释和校勘。     

敦煌愿文中的名词加缀双音词

词缀,是汉语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汉语双音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敦煌愿文中加缀的双音词较之前代既有继承,亦有发展,名词加前缀的双青词仅六个;名词加后缀的双音词也不是随处可见,其中以“头”为后缀组成的双音词,愿文中只有一例,“子”、“儿”、“家”等则使用比较频繁。     

《宋书·州郡志》献疑一则

《宋书·州郡志》徐州:“后汉治东海郯县,魏、晋、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没寇,侨立徐州,治钟离。泰豫元年,移治东海朐。”①按:“朐”,中华书局本校勘记:“‘朐’字下各本并衍‘山’字。成孺《宋书州郡志校勘记》云:‘本志南徐州南东海朐令,据此知“朐”下衍“山”字。’按成校是,今删‘山’字。”     

五代墓志校点举误

五代时期是近代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我们首次选择了五代时期的出土墓志文献进行研读,利用拓片对读录文,对其中的校勘、标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可商榷之处凡百余处。今选择其中20例,敷衍成文,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