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学刍议

在我国历史中,石刻文字的出现是很早的。大约相当于商代的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就出土大量的石刻符号或文字。在河南安阳殷墟大墓中出土的石簋上已刻有十二字的记事刻辞。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古文诗"石鼓文"的镌刻。到东汉之际,我国石刻文字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当时,不仅丰碑屡见,而且更有整部古籍范本的雕刻,竖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以后各朝代石刻文字的不断发展,成为我国罕     

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

契丹语言文字研究是阿尔泰语言学、契丹史和辽史的一项重要课题,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在契丹小字释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契丹小字的成功解读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近20年来契丹文字石刻资料的大量出土.     

隋唐碑志疑难字考释四题

石刻文献是一种重要文献,但材料散碎、原始,需要全面搜集、科学整理才便于使用。隋唐墓志中多隶古定字、简俗字、讹别字,加之大量用典,给石刻铭文的释读造成不少困难,历代释文屡有错误,不利于这批重要文献材料的准确利用。本文提出4个字词来讨论,既纠正了已有石刻整理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又为石刻铭文的正确解读和科学整理提供思路,并且为文字学、汉字发展史、词汇史研究提供有用的资料。     

谈石刻学的建立

读徐自强同志的《石刻学刍议》(载《文物》1983年第2期),很受启发。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整理古籍的需要,石刻作为中国最早刊刻的版本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以下就石刻学的建立,谈一些看法。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无非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对传统学问的总结。一门新学科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原有的各种学科为基础兴起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知识容量愈益广博,科学研究的分工愈趋细密,已有的学科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需要,于是,便很自然地分化出一种新学科,对已有的学科对象的一部分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建立在继     

1949年以来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研究

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形式多样、数量可观、内容丰富。1949年以来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资料不断发现,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取得的成绩十分突出,但存在的不足也显而易见。梳理和总结60多年的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资料和研究情况,对于整体把握巴蜀地区汉代石刻文字的状况当有一定的益处,也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与进步。     

论“约束”——从汉代有关“约束”的几件石刻谈起

1931年河南偃师出土一件汉代石刻东乡通利水大道约束刻石,而铭文长期未得通读。本文从考释该石刻文字入手,对有关汉代"约束"文书的几件石刻及简牍材料铭文进一步确释,并予以综合研究,梳理"约束"在古代的缘起与存续过程,指出"约束"这一文书形式与民间民众组织的密切关系,说明类似石刻材料是研究古代基层社会的重要资料。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西汉石刻文字初探

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石刻文字,不仅能发现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以补充、纠正史书的不足和错误,而且也是探讨我国文字演变和书体、书法沿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石刻文字对于研究篆书和隶书的相承,秦隶和汉隶的分别,以及汉隶和所谓八分书的关系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西汉石刻文字是比较少见的,除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的"居摄两坟坛","五凤刻石"系金明昌二年出土外,其他的西汉石刻文字大多为清以后所发现。这项材料,长期以来没有作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因而很少引起大家的注意。本文拟就目前所能收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冕宁县发现吐蕃石刻

1975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城关公社伍秀自然村的社员在修建住房挖土时,发现石刻六方。文字刻在椭圆形河光石上,每方大小相近,直径约为40厘米(图一、二、三)。这批石刻的文字,承西南民族学院上官剑壁老师鉴别,是一种古藏文,属于九世纪吐蕃文字改革以前的书法。所以石刻大约是     

对张建成墓部分石刻文字的校点意见

《四川文物》1989年第6期上余天建同志的《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一文介绍了四川万源县张建成墓的石刻艺术。文章对这座墓葬石刻艺术殿堂的建筑结构,雕刻艺术,墓联、碑志等基本情况,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使人读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象这样精雕细镂,丰富多彩的石刻殿堂,在近代实属罕见,特别是经过“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至今还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就更为难得。余文也写得清楚流畅,生动具体,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但是,余文在介绍这座石刻艺术殿堂的对联、横额、碑志时,文字抄录,间有夺误,句读标点,似未尽当。张建成是一位爱国爱乡的实业家,研究这些石刻文字,特别是《议绅张君建成自营寿域记》,对了解清末民初四川省民族资本主义     

文博简讯

最近,在沁县文物馆,陈列了一批北魏石刻造像。这一批石刻造像,是1959年在沁县城北三十公里的南涅水公社南涅水大队村北出土的。从石刻的纪年文字来看,有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到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跨越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六     

勒石名山 辉映赣鄱 江西古代摩崖石刻概述

<正>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石壁上摹刻文字以记事记景,其起源于远古的记事方式,兴盛于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明清以来连绵不断。广义的摩崖石刻既包括文字题刻,还包括石质造像、岩画等。这里论及的摩崖石刻,一般为文字题刻。历朝历代都有文人在江西的名山中挥笔,尤其是庐山、三清山等名胜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是江西山水风光的点睛之笔。镌刻在江西大地苍山上的摩崖石刻,     

石刻学视阈下的《语石》书学史观论析

《语石》一书碑版石刻的研究始于叶昌炽对石刻书法的关注,在对古今书学史融会贯通之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南北朝以“书仙”“书圣”为典范的石刻碑版“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隋碑融汇南北书风与唐代书学迁流之辉煌、宋元石刻碑版书学之“榛芜”的石刻学视阈书学史观。叶昌炽书学史观的形成以“汉魏古法”作为评价石刻书法的标准,论石刻之书并没有局限于碑版一系,比起阮元、康有为等对碑版书学的研究在晚清更具普遍意义。     

中国古代石刻的存留状况(二)

<正>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动荡最激烈,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由于战乱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中原,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渐(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东渐),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思想交流,使得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为活跃的一个阶段。作为文化思想的一种具体代表,石刻在这一时期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很多种新的石刻种类,象墓志、造象、刻经、题名等等,都正在蓬勃兴起或者固定成型,演化成石刻中的大宗。石刻文字形体的变异,也以此一阶段为最甚。     

关于《汉池阳令张君碑》残碑

我国的石刻文字,就个人所知,现有实物存藏的,最古的是周朝秦国的石鼓文,秦朝的琅琊台石刻文字。西汉石刻文字传世的本来不多,近数十年间出土的也极稀少。至于东汉的石刻文字,现存数量就多了,除丰     

《文物》近年所刊两通石刻释文校补

整理公布石刻文献的论著大量出现,对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客观原因是石质材料易碎,石面剥泐,造成文字残损,不易辨识。主观原因则是没有辨明文字异体,字词关系不对应;疏于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文化背景不明等。论文通过校正《文物》近年所刊两通石刻,试图揭示石刻文献论著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为以后出土的石刻释读提供参考。     

埃及学:一门近代新兴学科的诞生

埃及学是近代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科学技术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埃及学的诞生。带来了持续百年之久的考古发掘热潮；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古代埃及这一人类文明宝库的认识。     

巧夺天工的太平天国石刻

<正>太平天国石刻艺术包含两大类:以文字为主的石刻即我们所说的碑刻;以及以石兽及建筑装饰石刻为主的造型艺术石刻。碑刻是研究历史学、文学、文字学极其宝贵的史料。谈到太平天国碑刻,我们不得不提到现藏于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白鹤梁题刻与宋史研究

白鹤梁题刻是三峡石刻文献中的一种,具有重要的科学、艺术和史学价值。白鹤梁宋代题刻达百余段之多,是研究宋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考补史实、列名人物、稽核地理、探寻官制、展现民俗、研究文字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素材。白鹤梁题刻价值仍尚待挖掘,从而为推动三峡石刻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