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王世贞是明代杰出的史学家 ,本文从治史目的、态度、方法、史学批评以及历史观等方面 ,阐述其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他主张博古通今 ,崇尚直书实录 ,重视史料考辨 ,具有发展史观 ,其务实求真思想影响尤为深远 ,反映了明后期史学思潮的一些特点。他的史学思想既有积极因素 ,也有局限性 ,必须具体分析     

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

一、怎样看待明代史论明代史论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反映明人在理论上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水平。怎样评价明代史论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明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评价。过去 ,学术界一般认为 ,明代没有出色的史学可言。这一方面是因为 ,明代只是到嘉靖、万历之后才出现几部值得称道的史书 ,而明代前期的史学几乎是空白 ;另一方面是因为 ,明代虽然有着数量极其丰富的史籍 ,但是这些史籍因质量不高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在这种看法下 ,不少史学史著作对明代史学的论述就很薄弱。研究者对明代史学评价不高 ,原因之一是对明代…     

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

一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潮民族危机的时代感近代,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是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我们离开这个时代不过三十多年,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史学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有很大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1919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我们已另有专文在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本文就不再重复了,打算谈谈另外的一些问题。现在先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民族危机的时代感谈起。     

晚明汉史通俗化研究

明代中叶,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冲击,学界兴起了《史》、《汉》研究的热潮,但主要是着眼于其文学笔法。明代晚期,汉史研究不仅有精彩的评析、严谨的考证,而且出现了普世化的趋向,即大量有关汉史的演义本和节选本产生。这种史学通俗化的现象与经济发展及文化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它便捷地促进了汉史的流播,同时,部分急功近利的书商为谋取利润,刊刻的汉史著作质量较差,引起正统学者的忧虑和非议。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

由于明朝官方所修国史失实,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应运而生。首开史学考信风气之先的是王世贞,其代表作《史乘考误》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其后焦竑、朱国桢、张燧、朱明镐、谈迁、钱谦益等人在考史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探索过程中,根据对二十世纪初年大量书报杂志各种文献资料的粗略调查,发现当时的史学领域,不但出现过富有朝气的新史学思潮,而且还出现过令人奋兴神往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这两种思潮并起奔腾,交相辉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展示了灿烂的篇章。     

《明代史学的历程》:一部凝结心血的明代史学新作

经过作者钱茂伟多年的潜心探索与研究,《明代史学的历程》终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于2 0 0 3年10月面世了。这部著作凝结了作者九年的研究心血。作者于1984年确立明代史学为主攻方向,开始对有关史料进行广泛、深入的搜集19 97—2 0 0 0年,他写出3 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明代史学研究》。之后,完成并出版了《明代史学编年考》。2 0 0 1年开始修订《明代史学研究》,终成《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九年里,作者寻览各地图书馆现存明代史籍,写出40多本学术日记与40多篇专题论文,先后经过了编年、专题、著述三个研究阶段。《明代史学…     

论明代社会思潮对小说选本的影响

明代小说选本繁多,出现了许多题材相近的系列选本,编选前代作品结集出版是明代小说发展史上小说与商业结合的独特现象。这与明代出现的复古主义思潮、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李贽主“情”思想和“商人好货”思想密不可分。     

论朱熹的史学表现及其影响

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语境出发,朱熹并不绝然蔑视或反对史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宣扬了现代学者所着力批判的封建伦理纲常,还表达了其史学的经世致用诉求;《伊洛渊源录》也不仅仅做出了现代学者所褒扬的开创了学案体体裁这一贡献,更体现了朱熹排斥异己、建立道统的历史诉求。朱熹对史学的影响,在后世往往泛化为程朱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明代是一个典型。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经过明初官方化的改造之后,弱化了明代史家的立言意识;过度宣扬的道德因素,也损害了史学的客观性。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于私学领域内发展的经世致用思想,很好地适应了明中后期衰敝政局对学术的要求,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而言,思想的逻辑研究必须置于历史情境之中。     

《金瓶梅》所展示的伦理世界

明代中叶以来,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由于封建制度的衰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包括伦理道德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剧烈变化,它打破了单一的封建模式,社会生活开始多样化、丰富化、复杂化,正象李泽厚所说:“由于社会开始孕育着从封建母胎里的解怀,个人的际遇、遭逢、前途和命运逐渐失去独一无二的封建模式,     

中国现代史学三流派及形成的社会原因

本设三矛盾——三社会思潮——三史学思潮——三史学派别为观察坐标。主张独自的“社会思潮划分法”,认为中国现代社会思潮演进乃史学思潮波动推动的至要根据,遂分中国现代史学为：批判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反对传统的时代划分法、阶级划分法与时下流行的方法论划分法。     

明代广东史学探析

对明代史学研究较为系统的钱茂伟先生曾说：“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同时指出,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明代史学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并且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表明,“明代的史学研究,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期。”受此鼓舞,本文拟对研究薄弱的明代的广东史学略作探析,并请方家指正。     

明代史学研究述评

正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促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汉唐等史学发达的朝代,受清人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明代史学不如其他朝代。进入21世纪,随着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文摘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 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文章说: “‘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我国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地实际形成。” “文革”结束,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读后

目前,对于近代史家、史著的个别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对近代史学的整体研究则比较薄弱。胡逢祥、张文建两位同志所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选取新的视角,对于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进行系统阐述,通过把握近代史学的变迁大势,揭示其规律与特点,为近代史学研究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近代史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和中外文化冲突碰撞的大背景下,思潮叠起,史家辈出,史籍繁多,品类丰富,令人有目不暇     

时代思潮与传统史学

时代思潮,指时代的主要思想观念、学术思想或统治意识形态。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与各个时代思潮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显打上了各个时代思潮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受“左”倾思潮影响的教条主义史学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至沓来。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实际,重新学习,调整步伐,注重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