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外交——浅谈“外交小灵通”

外交部微博"外交小灵通"应新媒体发展而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全新手段。自开通以来",外交小灵通"在宣传我国外交政策,树立中国外交形象,争取国内民众理解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本文介绍"外交小灵通"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产生背景、定位、作用和不足,并提出了建议。     

浅析日本的公共外交及其局限

二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公共外交就成为日本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及文化的相互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的公共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掣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话说“第一夫人外交”

中国第一夫人,从礼节性地随夫外访、到低调地参加第一夫人国际社交活动,再到现在承担某些国家使命的“第一夫人外交”,发生了质的转型,更加符合现代公共外交的主流理念     

全球视野及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研究——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机制、实证分析、全球比较》

<正>近年来,公共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的重点内容。从9·11事件开始,中国外交部开始把公共外交纳入外交事务。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开拓方向。[1]与此同时,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关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代表性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当前侨务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2]二是讨论如何具体操作侨务公共外交;[3]三为关注侨务公共外交的实际意义与理论研究。[4]     

利用公共外交传递中国声音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公共外交对一般人来说是个新名词。为此,本刊特摘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同志的文章,对公共外交作一介绍。     

美国公共外交机构的演变历史

美国公共外交起步早,发展快,现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系统。美国公共外交的政策从提出、实行以及效果评估,都有专门的机构合作完成,本文只是对美国公共外交从提出到现今的发展这一期间内美国公共外交机构进行了简单地梳理,以便更清晰地了解美公共外交的整个运作流程,深入了解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     

毛泽东、斯诺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外交而言的一种新型外交形式,作为一个术语被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然而,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时,中共的第一次“公共外交”活动就已经开始。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一直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视为自己对外关系的基石,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发展合作为主题的南南外交。中国对非南南合作是以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为起点,中国以朋友的身份,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偿的双向平等援助。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后,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向巩固民族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维度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方针从外交为政治服务调整为外交为国     

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兴起的必然

文化是国际竞争中备受关注的“软力量”。文化外交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外交包括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留学生培养、语言推广和媒体信息交流等活动。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关系密切,但又有所侧重。中国拥有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外交在配合国家整体外交,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的文化外交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外文化交流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潜力巨大的中国文化外交必将在新世纪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系网络视角下中国侨务公共外交评析

论文从关系网络的视角,以中国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建立的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政府论坛为对象,探讨了中国侨务公共外交为实现与华侨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而构建的关系网络类型及其特点、效果和局限。研究显示,关系网络应用在侨务公共外交这个分支领域,能增强中国与华侨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华侨华人"桥接中外"的积极效应。但因目前关系网络的结构、内容以及信息策略难以充分调动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主体性,同时因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关系网络在联接中外、沟通中外上还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构建"多中心型""非政府型"和"数字型"关系网络以及转移网络"中心行为体"的政策思路十分重要。     

中国与中东的军事外交

<正>军事外交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使我国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不断加深。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埃及、叙利亚、     

约翰·霍姆斯与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和实践

二战后,加拿大学界和政界针对中等国家在大国争霸或冲突时期有无自己独立的国家行为方式,以及中等国家在大国政治体系中能否有其独立诉求的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理讨论。其中,集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学者双重身份的约翰·W.霍姆斯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霍姆斯在国际事务中探索并实践着中等国家外交路径,借助思想库平台构建并输出了中等国家外交思想,并在大学课堂传承了中等国家的外交理念和经验。他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通过"调停者、谈话者、倡导者和情报收集者"的外交路径在大国政治体系中有所作为。     

道德还是利益：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自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以来,它一方面强调外交问题上的道德内容,但其轻视国家利益的观点常常被看成是一种鸟托邦,内部在此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工党在执政时期所奉行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又与保守党基本一致,而将所谓道德内客放置一边。工党外交思想上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布莱尔上台后,在工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道德标准”纳入英国政府的外交思想之中,并打着“道德标准”的旗号参与了多次军事行动,重新构建了道德标准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中国海外利益的政治风险与侨务公共外交

论文对中国海外利益及其政治风险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把海外利益按照类别分为海外安全利益、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形象利益;从国家对外资源投资、企业海外并购以及华商海外经营三方面,分析了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认为在新一轮国际格局变动时期,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政治风险在加大。鉴于华侨华人是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依托力量,中国应拓展侨务公共外交的特殊渠道,并提出了未来侨务公共外交的努力方向。     

承载历史记忆建构民族精神——论中国抗战类博物（纪念）馆的建设与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抗战类博物（纪念）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并方兴未艾,抗战类博物（纪念）馆是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振奋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开展公共外交与国际和平交流的一扇特色窗口。尤其在当前,这些场馆以大量真实的史料、珍贵的文物、丰富的图片,不仅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和篡改历史的...     

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述论

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查尔斯·比尔德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得出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陆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外交路线,主张放弃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专事"国内门户开放"。源于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担忧,比尔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大加挞伐。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开创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主义传统。知识论层面的宏观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进性,是比尔德进步主义外交史学的两大特征,并赋予其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广泛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走上世界大舞台前的“窖洞外交”——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机构及活动

当今人民中国获得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承认,外交成就显著。这是新中国地位的反映,也是众多外事工作者努力的结果。新中国的人民外交的成功,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开展的“窑洞外交”。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陕北即已展示出他们的外交风采。本文作者作为当年“窑洞外交”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忠实地记下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礼部、总署与早期朝美交涉(1866～1873)

清季以来,朝鲜对外关系逐渐由双边外交转变为多边外交。清朝的涉外机构礼部和总署不可避免地同时卷入了早期的朝美交涉中。朝鲜和美国都希望清朝能够出面帮助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而礼部和总署均不愿过多干涉朝美纠纷。礼部不愿干涉的理由是传统的封贡礼仪秩序,而总署的理由则是以国家利益为转移,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与礼部争权之嫌。     

谈判高手,“破冰”能手

推动六方会谈,展开公共外交,沟通两岸关系借着烛光,王毅和大家一道,擀皮的擀皮,包的包。因为各项工作已结束,大家比较放松,聊着家常,讲着笑话,一群人常常笑作一团。"什么是外交?在我看来,外交就是通过和外国人打交道,让人家了解你,然后接受你,直至信任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去影响人家,才能实现你的政策目标。这就是外交官平常所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