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江百里洲铜器组年代与文化特征补略

枝江百里洲铜器组,属楚系低等贵族墓随葬品,关于其年代学界有属春秋早期、中期等认识。本文通过对比相关考古资料,结合楚系青铜器研究成果,认为这组青铜器年代当在春秋中期前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50年左右。该器组器类组合、器物形制、纹饰风格、铭文字体等均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从而可见春秋时期楚文化发展的概貌。     

山东出土莒之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综考

引言1970年在山东诸城县臧家庄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概述近年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曾予以报导。其中有编镈7件,编钟9件,皆有铭文。但当时不知,直到1986年才予以清出,《文物》1987年12期重予报导,并发表拓本、器形照片。同出器物与铭文摹本及释文,认为田姓贵族即田齐的墓葬、释文间有误释,所定墓葬族     

北山四器铭考

丹徒县北山顶春秋墓中,出土带铭青铜器一十五件,其中《尸祭缸盖》一件,《余昧矛》一件,《(辶堇)(六阝)钟》一套十二件,《甚六鼎》一件,计铭文四篇,故名北山四器,读考如下:一、尸祭缶盖墓道内出土.缶已失,出土时虽盖在另一缶上,然与缶口并不吻合,显然系后配.盖上立三环钮,中为漩涡纹,周有铭文三圈,由内向外环读:     

2003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殷·周·春秋史的研究

20 0 3年初 ,中国相继发现殷周时代重要遗物。一月 ,在陕西省眉县杨家村 ,发现了西周的一个地窖 ,从中出土了 2 7件铭文青铜器 ,其中一件有长达 30 0多字的铭文 ,据此已确认的周文王至周厉王的谱系 ,举世瞩目。其概要发表在陕西省文物局、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编《盛世吉金》(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 )、《文物》( 2 0 0 3年 6期 )等刊物上。同时 ,丘桓兴以《从 30 0 0年沉睡中醒来的青铜器》(《人民中国》9月号 )为题 ,把它们介绍到了日本。 3月 ,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了殷代甲骨卜辞 ,这是在河南省安阳殷墟以外第一次出土的殷代甲…     

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

20 0 3年 1月在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出土器物 2 7件 ,均有铭文 ,绝大多数属宣王时期 ,其中宣王四十三年 (佐 )鼎铭文可与北宋时发现的牧簋铭文对读。牧簋器主任司士 ,受王命检察朝臣枉法的行为。四十三年佐鼎记宣王命佐“官司历人” ,参照《尚书·梓材》 ,职能也是对朝臣的监督检察 ,应即司士一系官职。这对研究当时法制有重要价值。     

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193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发掘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经初步整修去锈,发现三件器上铸有铭文。其中一件鼎盖内有铭文五行,共四十四字;肩部与盖同铭,环绕二周。根据铭文可知铜器系徐国制造。徐器在浙江境内出土,实属罕见,这为研究春秋时期浙江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塞公孙(?)父铜匜

1969年湖北枝江百里洲出土。整器高20.2、横径14.5厘米。弇口,流作兽首形,四足作兽足形。口饰蟠 虺纹,腹饰瓦纹,流有象鼻纹一道。器内底有二十九字铭文:"唯正月初吉庚午,(?)(塞)公孙(?)父自乍(作)盥 (?)(匜),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全器器形秀美凝重,纹饰精致典雅,铭文精工俊挺,充分体现了高     

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单氏家族青铜器群座谈纪要

2003年1月19日傍晚,陕西省杨家村一西周晚期窖藏出土青铜器27件,皆有铭文,最长者有372字,是建国以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     

战国铭文 大美在兹——中山三器铭文的文化艺术内涵

正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战国中山王墓葬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铜器、陶器、玉器等中山国文物。其中,有三件青铜器分外引人注目,这三件青铜器不仅铸制精美,且都刻有长篇铭文。三器上的铭文均有明确的中山纪年,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书法精湛,是战国时期青铜铭文的典范,被学者们并称为"中山三器"。     

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两件西周青铜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中,多件器物带有铭文或族徽。其中一件利鼎腹部有铭文69字,从铭文可知其制作年代为西周晚期,即夷厉时期,作器者利是西周王室的贵族。此鼎铭文是研究西周晚期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另一件铜盘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属典型的晋国铜器。     

丹徒北山顶舒器辨疑

江苏省丹徒县谏壁至大港一带沿江,从50年代以来,多次出土带有南方特色的青铜器,烟墩山的宜侯矢簋,上有铭文百余字,曾引起考古界研究兴趣。近来在北山顶又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钟、鼎、缶、矛上均有铭文,它对我国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对这批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先后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周晓陆、张敏先生的《北山四器铭考》(以上简称“铭考”),认为是吴王余昧墓,“尸祭”缶是吴器,盖上铭文是吴国四王的世系,矛是“余昧”矛,钟、鼎是属徐器。一是商志(?)、唐钰明先生的《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释证”),主要考证该墓     

读扶风县五郡村窖藏铜器铭文小记

2006年11月日,陕西扶风县五郡村窖藏出土青铜器27件组,其中6件有铭文。这些铭文对研究西周晚期文字、族徽、铜器形制、土地宗法制度都有重大意义。此述一孔之见,与相关学者讨论。一作父辛簋腹内底铭:“乍(作)父辛,戈。”亡父用日名辛,是殷或殷人后裔的习惯。簋为殷人或殷后裔器,与同出五年?生尊为周人器、仲衍钟为夷器不同,窖藏并非同一家族之器。戈为族徽。戈是臣服于商的方国、强族。《甲骨文合集》8397:“贞:惟黄令伐戈?”《合集》14915:“戊戌卜,争贞:惟王族令戈?”今所见戈族铜器或说有191件①,或说有230件②,出土于河南安阳、辉县、三…     

邿中簠当作止(邿)子中簠

1986年4月山东省长清县万德镇石都庄发现2件邿国铜簠。《文物》2003年第4期载有铜簠(M1:3)器底、器盖铭文及铜簠(M1:4)铭文拓片。铭文相同,各17字。铭文的首字,M1:3器底铭文和M1:4铭文都从止从子。M1:3器盖也从止从子,但子字上下分开,不相连属。     

苏南地区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测定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普遍使用青铜器。我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历史悠久,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保存的我国青铜器,有铭文的就达近万件,没有铭文的(含武器、车马器及工具)估计可达10万件以上。关于我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及其成分测定等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做过大量的工作,但多侧重于对中原地区出土器物及传世品的分析。近40年来,我国各地考古工作广泛展开。大量的发现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各     

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

五郡西村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西5公里的城关镇,2006年11月,当地村民在村北台地修渠时,发现一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鼎、簋、尊、甬钟、斗、矛、马器、玉饰等器物27件(组)。出土器物中5件青铜器有铭史,其中2件大口尊铭文一致,可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铭文连在一起,正好完整地反映了西周厉王时期一场旷日持久的"仆庸土田多刺"官司,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更加具体的金文资料。     

信阳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介绍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大别山北麓、淮河上游,富饶的物产资源,孕育了数千年的文明,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漆木器、陶器和玉器等,令人叹为观止。本文仅对近年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做一综合介绍罗山县莽张乡天湖村出土的商代青铜器铭文 M1:16“父”箕器柄部铸铭文“父”字(图一:1)。     

记一组流传于海外的清人旧藏

<正>苏富比2014年春拍中,有一批有铭青铜器原来为清末名士吴大澂、张廷济、刘体智的收藏,其后辗转到日本,为私家所藏。这些青铜器铭文在清末就已经被著录,且都曾收入民国时期青铜器铭文集大成的《三代吉金文存》(《三代》)1,相应的,当代铭文著作《金文总集》、《殷周金文集成》(《集成》)也都有录入。这样流传有序的青铜器,在古代艺术品收藏中格外珍贵,特别是这些青铜器大部分的器影图像,并未曾公开。尤其吴大澂的青铜器与他的著录拓本同时出现,器、拓相得益彰。     

舒城鼓座铭文初探

一九八○年九月,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一件青铜鼓座,器壁的上口外沿和下口外沿铸有铭文,约一百五十余字。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个有铭鼓座。在安徽出土的青铜器中,从铭文字数来说,仅次于一九五九年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由于铭文锈蚀过甚,很难通读。但从约略可辨的字句中,尚可得到一些与此器有关的人、地、时、事等信息,不失为研究徐、楚文化的一项宝贵资料。本文拟对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铭文考述

陕西省眉县杨家村2003年元月发现西周窖藏青铜器,全部铸有长篇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四十二年(辶桒)鼎》铭文记载了周王赏赐贵族及封建诸侯的礼仪.《四十三年(辶桒)鼎》铭文记载了周王任命作器者担任虞林的官职,并叮嘱他要勤勉从政.《(辶桒)盘》铭文记载了作器者歌颂祖先功德的文辞.     

山东滕县出土杞薛铜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滕县不断有地下文物出土。在中共滕县县委的重视和关怀下,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将出土文物送交给国家。现选择两批青铜器报导于下: 一、1966年秋,木石公社南台大队社员在取土中发现铜鼎一件(图一)。鼎通高26.5、径27厘米。侈口,直耳,圆腹,圜底,蹄足。腹饰二道阳弦纹。器内壁铸铭文四行二十一字,其中重文一(图二): 杞白(伯)每匕乍(作)(?)(邾) (?)(曹)宝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永宝用享相同铭文的铜器见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同志认为"每匕"即杞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