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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16(1):115-118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诏令乌拉总管穆克登勘查中朝边界本国一侧,途中于鸭绿江、图们江正源分水岭———小白山山顶凿立高约3尺、长约2尺的查边纪念碑一通,碑文为“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该碑史称穆克登碑(即外方所称白头山定界碑)。由碑文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所谓“白头山定界碑”本来是清朝政府派员自行勘察中朝边界中国一侧的一座碑刻纪念物,而决非中朝边境的“定界碑”,但由于外方对这一历史事件及碑刻的曲解,后来竟成为清代以来中朝边界争议的一个焦点,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探讨,《白头山定界碑》一书是这种探讨的结果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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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 总被引:3,自引:3,他引:0
刁书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13(3):45-56
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查边定界缘于中朝两国边民私自越界,这与两国界河图们江、鸭绿江两江上游至发源地段从未勘界与划界有直接关系。本就穆克登查边定界尚未清楚的问题,提出穆氏是查边定界而非单方面查边;图们江源头是红丹水;定界碑的最初位置是在白山,不在长白山;光绪年间中朝两国勘界时,所见穆氏所立定界碑于长白山,是朝鲜方面将界碑从最初的位置移至长白山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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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2)
清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李氏朝鲜高宗政府以筑设在长白山东麓黄花松沟子一线的石堆、土堆为划分边界的合法标识物,其实是一些伪证。这些石堆、土堆原来是李朝肃宗政府的下级官吏擅自改变清康熙朝查边钦差穆克登委托筑设边界标识物的施工地段,咨意筑设的,当年李朝政府曾明白认定其为非法,所以黄花松沟子根本不是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而李朝高宗政府改变原来立场,竟然利用这些伪证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当两国勘界代表分队会勘时,朝方人员在树丛中发现了肃宗朝时在穆克登委托的地段上最初筑设的石堆,但却故意欺瞒清政府勘界委员。因此,清光绪朝中朝会勘边界是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利用伪证、隐瞒实证对清政府进行的外交欺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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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4)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命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赴中朝交界的图们江、鸭绿江江源一带确定两江正源,并在分水岭处树立界碑,史称"穆克登碑"。根据新发现的李匡德《冠阳集·答李君敬书》、首尔大学奎章阁藏《西北界图》和《八道地图》、成海应《北边杂议》等朝方资料,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奏折、清末相关人员的实地考察等中方资料,作者认为穆克登碑最初确实立于小白山分水岭上,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源是红丹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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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12(4):48-58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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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岛”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使特权的势力范围.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然而外务省在签订《间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范围,这一方面与吉林边务公署与统监府派出所的斗争有关,另一方面与外务省抛弃土门、豆满二江说也有关系.“间岛”东部界线划在嘎呀河上,有赖于外务省通过谈判成功开放百草沟,从而弥补了派出所在当地的渗透失败.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