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卩)其卣的X射线检测分析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一般铸文字数不多,少则一二字,多者四五字,目前已经发现的铸有数十字铭文的器物仅有几件。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三件晚商帝辛时代(弋阝)其卣,因分别铸有27、39、42字铭文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被视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三件(戈阝)其卣铭文内容涉及商代礼制与宗教活动,有关学者考证,所记祀典可以排进帝辛时的周祭祀谱。长期以来,(戈阝)其三卣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有关的研究从未间断。择其要目,对     

谈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农具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480多件青铜器中,有农具多件,如犁2件、臿2件、耒1件、耜1件、铲12件、镰5件、铚1件、钁1件。其品种数量均为目前商墓出现之首,而且许多品种为各地商代遗存所未见。     

商代玉蝉

商代玉蝉是玉蝉制作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目前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商代玉蝉有30多件,主要是在商代后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发现的。本文概述了商代玉蝉的特点及功能,并就其与史前玉蝉的联系进行了讨论。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小臣系玉瑗

虢国墓地所出商代有铭玉器共３件,本文主要研究其中一件玉瑗上的铭文：“小臣系害”。“小臣系”是晚商的贵族,“害”字当读为“谒”,是“朝见”之义。玉瑗应是古代文献中的“贽”。     

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少量有铭铜器,但铭文一般都很简略,多为一个字或两三个字,内容为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即为谁作器。商代铭文中作器对象和祭祀对象通常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著作直接称之为“受祭者名”。但有的作器对象不一定是受祭祀者,所以综观整个铭文     

《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商代文物精品展》

1989年9月,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发现一座商代大墓,出土文物共计1478件,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青铜器数量大、品种多、器类全、造型异、铸造精、装饰美,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是继安阳殷墟妇好墓、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成为商代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玉器玉质美、种类丰、纹样奇、琢雕细、     

河南荥阳小胡村墓地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06年7~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荥阳市小胡村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共清理商代晚期墓葬58座,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具多为一棺一椁,人骨保存较差。在出土的多件铜器上发现铭文"舌"字,这里应是一处商代晚期的"舌"族墓地。此墓地的完整揭露所获资料,对研究商代晚期丧葬习俗、族属及相关历史地理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古文字考释四则

于省吾先生释甲骨文此字为“橐”,他说：“至于橐 字作 ,其中所从的 ,为什么释为缶?我的解答是,商代金文宝字所从之缶,作父丁卣作 ,辇卣和 均作 。不仅如此,商代金文的宝字所从之缶,也有不从口者。例如,作父乙卣作 ,新尊作     

商医灸焫考

商代甲骨文有"灸"字,见于《小屯南地甲骨》2219版,以往未能释出。本文首先考释此字为"灸",论证其为商代医学之治疗方法,也就是艾灸法,进而解读相关卜辞。商代灸焫法的揭示改变了灸法出现于汉代或其以后的旧有认识,对传统医学体系的重建及商代医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固宝山遗址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曾多次发现商代青铜器,出土器物总数已逾700余件。有学者认为,这些铜器虽然分属多次偶然发现,但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已经构成一个具有考古学文化意义的铜器集合体,因其出土地点多位于汉中盆地东部的城固、洋县两县境内,故称之为"城洋铜器群"[1]。现有研究表明,城洋铜器群代表着汉水上游地区的一种区域青铜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北京拣选一组二十八件商代带铭铜器

1981年8月上旬,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京铜厂领导和工人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从三十多吨废杂铜中拣出一组商代青铜器。这组器物虽多有残损,但仍可清楚地看出类别和器型,十分难得的是大部分器物铸有铭文""(举(?))二字,表明出于同一个作器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线索。这组器物经过北京市美术公司师傅们精心修复,共有二十七件已经复原;另有部分残片未能恢复器形,但也保留铭文。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 铜方鼎两件。一件通高17、口宽11、口长13厘米。另一件通高17.4厘米。     

城固洋县商代青铜器群族属再探

陕西城固、洋县自1955年至1990年多次出土大批商代青铜器(以下所引城固、洋县材料不再加注),依据历次简报进行统计,1955年至1976年城固出土490件,1980年至1981年城固出土75件,1986年城固又征集了5件商代青铜器,1964年至1990年洋县出土65件,两地商代青铜器总数已达635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许多学者撰文对其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创见,观点尚有分歧。     

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

目次一商代亲称前的数字问题二商代亲称前的大、中、小问题三商代亲称中的"高"与"毓"四结语简单而言,亲属称谓是指那些反映人们亲属关系的称谓,如祖、妣、父、母、兄、弟等一系列基本称谓。商代亲属称谓前的区别字意义重大,它和亲称共同规定了成员的家族乃至社会角色。然而,对于区别字问题,此前学者虽已有很好的讨论,但仍存留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山东省邹县又发现商代铜器

1971年4月,在邹县化肥厂基建工程中出土了一批商代铜器,有觚、爵,觯、戈、削、弓形器等六件,共存的尚有陶器十件(见《文物》1973年5期第3页)。继化肥厂出土这批铜器之后,1973年5月小西韦大队生产队平整土地时又发现了商代铜器爵、觯各一件,出土地点距化肥厂很近,只有一河之隔。铜爵(图一)通高20、腹深9、足高8.5厘米,腹部饰三道弦纹,鋬内有铭文三字(图四)。第一字右上角笔划中断了一点。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铜器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商代铜器,包括鼎、卣、觚、尊、瓿、盘各1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铜器的埋藏性质很有可能是墓葬。从形制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此次出土的铜器,均为典型的殷墟式铜礼器,应来自于商文化核心分布区。子洲关王岔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商代铜器群之一,为研究商代晚期陕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匍有土田考

《匍有土田考》是一篇对南方吴城出土商代中期陶文的考释论文。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陶文一直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其中一件属吴城文化第一期的灰陶钵底部所刻"■■■■"四字,目前古文字学家们至少有三种不同的释义,今何琳仪先生独辟蹊径提出第四种新解,确使我们学界殊堪注目。首先,在读序上,他一反以往诸家也是一般最通行的自上而下再自右向左的方法,而是试采取自右向左再自上而下的读序。根据这种他认为远有所本的读序方法,何先生继而逐一考释隶定"■■■■"四字应为"勹厷土田",读"匍又土田"或"敷有土田",即说明此陶钵主人是被商王赏赐有大量土地的江南方国诸侯,甚至进而说明西周诸王的"易(赐)田"制度实滥觞于商代。故此,作者对吴城商代这一陶文的新解,提出的问题较多,涉及的范围也较广,这不仅对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特别是南方早期文明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何琳仪先生的一篇遗作,今予刊载,亦权作对何先生的深切怀念!     

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

近两年来,由于我们继续宣传贯彻了党的文物保护政策,不断收到群众捐献的文物。现选出商代青铜器三件介绍如下: 一、铜戈:一件(图二)。1970年7月,在城关公社肖家塌村塌崖坡耕地时发现。全长21、宽5厘米。椭圆形銎,銎长径2.5、宽径2厘米。内长3.3,宽3.5、厚0.6厘米。内的一面有铭文竝字;另一面为(?)字,即(?)字(图一)。     

殷契“王作三师”解

凡论及商代军制者,无不援引武文时代的这样一条卜辞: 1.丁酉贞,王作三?,右、中、左?(粹597) 一般解释这之中的“作”字为建立,“三自”为“三师”,谓此卜辞表明商王朝建立了三师常备军,并谓“师”为商代军队的编制单位,三师约同于后世的三军,每师一万人,云云。这样的解释是否正确,我一直很怀疑。为了揭示商代军队的性质,并进而判明整个商代社会的     

山东文管处、山东博物馆举办白浪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展览

山东潍坊市西南十公里白浪河龙山文化遗址,是1960年春天发现的,面积约二十四万平方米,目前只重点发掘了一千九百平方米。出土的文物共一千多件。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选出了这批文物中的主要部分,在济南市趵突泉公开展览。这个遗址上层是商代文化层,下面是龙山文化层。这对研究商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又多了一份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