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

有清一代,尤其是道咸以降直至近代以来,外患纷纭,国土日蹙,边疆地区成为与中华民族兴亡安危休戚相关的焦点。其中,西北边疆地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地形气候的特殊性,从而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兴起了以探究边陲史地、谋求保国固土为主要内容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并在当时处于“显学”①的特殊地位。但是,关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发展阶段,目前还鲜有论及。本文拟就其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试作粗浅探讨,不足之处,期望方家指正。一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发轫期是…     

姚莹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姚莹及其著作《康輶纪行》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姚莹的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从内容上看,包括西南边疆史地学研究和海外史地学研究;从历史意义上看,具有醒悟的思想启蒙意义,鲜明的近代意义,纵观古今、横贯中外的世界意义。     

姚莹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的时期,姚莹及其著作《康輶纪行》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姚莹的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从内容上看,包括西南边疆史地学研究和海外史地学研究;从历史意义上看,具有醒悟的思想启蒙意义,鲜明的近代意义,纵观古今、横贯中外的世界意义。     

谈中国边疆史地学与民族史的关系

中国边疆史地学,既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又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边缘学科。它既需要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其前身为中国地理沿革)相互补充,又需要与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学等互相配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总结各个民族盈     

19世纪中后期中美边疆史地学研究之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１９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中国,在历史学领域都出现了密切反映现实生活的“边疆史地学”,并且风靡一时,决非偶然。我们所讲的中国的边疆史地学．主要是１９世纪中期,即清道光、咸丰年间所兴起的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史地的研究,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不仅封建正史辟专志记载行政区划、山川厄塞、人口物产、风俗名胜等,而且不断有专门的著述出现。伴随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衰落,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传统的史地研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正如顾刚先生历说：“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历史地理──笔者注）研究起…     

当代国学思潮的复兴

<正>当代国学思潮出现了种种复兴的新现象,具体有哪些呢？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第一,网络和新媒体上的汉字汉语。网络以及各种新媒体有大量关于汉字汉语的“新运用”,可以称之为“老知识的新生产”。比如说最近电视上的“汉语成语大比赛”“中国诗词大赛”“方言小品大赛”,以及其他有关的诗歌、对联、朗读、吟诵竞赛等,这些都是凭借新的方式,对汉字和汉语进行了新的运用。这种形式在这个新的时代突然变得非常流行了,这背后就是一种文化的思潮在兴起、在变化。     

中华民族复兴论与国民性改造思潮

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近代各种救国方案、各种建国主张的共同目标,是近代各派政治力量、各种社会思潮的共同愿景。但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道路、实现路径,各种方案、各派人物却有着不同的思考与设计。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华民族命运与国民性状况密切相关,因而重视从国民性改造、心理建设、重铸国魂人手,谋求民族复兴之策,甚至视其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     

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

“经世”的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是非常明确的,历经2000余年而无歧义,从不与“致用”一词搭配使用。自从梁启超开始使用后,“经世致用”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许多学术论著中。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潮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相联系。其实,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实业救国思潮与清末广西边疆开发

实业救国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股颇为壮阔的爱国进步的思想浪潮,影响深远。在该思潮的推动下,清末民初时期全国兴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清末年间,广西当局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调整实业政策,大力倡导实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业救国思潮的传播,推动了广西近代化进程,客观上有利于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对其进行历史考察,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广西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仍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衰败,触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重建农村、复兴农村的高度关注。所谓"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二语,渐已蔚为时代潮流……国家内政,除以农村为全部施政之对象外,更有何事急于此者!"①1933年是"农村复兴"思潮事功显见的一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为标志,"举凡政府机关,有识之士,无不以此为当务之急"。②此后,整个知识界和政界的热议主题无不以"复兴农村"为旨归:"一九三四年中国学术界所贡献于农村问题者,可谓空前,时髦所至,人人以谈农村问题为荣,一变从事憧憬都市文明之正面     

中国边疆史地与香港史研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边疆史地这门重要学科建国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其中北部及西部边疆的研究情况较好一些,南部边疆和海疆的研究则甚感不足,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香港地处中国南疆,除大陆延伸部分外有200多个岛屿,既是南部陆疆、又是海疆,总面积1.0618千平方公里。据1988年香港年鉴,香港现有人口565.8万。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司和新界三个部分,是英国通过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和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先后割占和强租(新界)去的。香港地方虽小,但历史上     

拓展中国边疆史的研究

<正>欣逢中国边疆研究所(前身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我在此致以衷心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同时,我也浮想联翩,回忆起桩桩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当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的马大正主任,由此结缘。长期以来,我得到马主任与边疆中心诸多师友的提携与帮助,也参与了中心组织的不少学术活动,可以说是中国边疆研究所走过40年历程的见证者之一。在指导和组织全国的学术研究方面,     

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

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中国的边疆》一书是拉铁摩尔以边疆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代表作。文章通过对拉铁摩尔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的考察,揭示其在中国边疆史及地缘研究上的独特视角,着重分析他在边疆史研究上的理论和方法。     

孙中山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

近代中国的五四时期,永远使人沉思、催人奋发。人们常将这一时期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而它的内容要比欧洲的“文艺复兴”复杂得多:古今中外各种思想相互斗争、相互交织、相互激荡,拯救中国的真理之光,终于透进层层迷雾射进神州大地。     

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

西北史地研究,是我国近代经世史学的重点关怀之一。作为清末民初该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沈曾植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蒙古早期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西北、西南边疆史地和南海交通史的开拓性探索上。其治学理念和方法,既透露出光绪间部分士大夫对边疆和外交危机的关怀,也反映了国内史学开始与国际"东方学"研究展开交流互动的趋势,在我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上实具上承清学、下开新域的意义。     

评南高师的史地学研究

南高史地学派是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会员之统称。他们与传统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 ,注重史地之学 ,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故而传统见解将他们定性为保守的或者守旧一派 ,与北大新文化派之“新”相对立。就治学而言 ,南高史地学派并不守旧 ,且与北大新文化派颇多相似之处。新旧的简单对立 ,无疑掩盖了南高史地学派的真实面目     

亟待加强东北边疆史的研究

边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包括边界史研究在内的关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化、民族、宗教、语言、民俗等等方面的研究整合。     

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