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经世史学思想的嬗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因此,中国历代史家多好以治史致用、治史明理、明治国安邦之理为己任,将经世致用奉为最高使命,并将其付诸实践。本文拟按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经世思想进行阐释。 一、传统史学的劝惩鉴戒功能 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史学被誉为兴盛不衰的“显学”,受到了历代君主帝王的高度赏识。它之所以这样兴旺发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它能…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中国近当代史学在史家培养专业化、生计职业化及视域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不同,在体例上使用章节体、论文体等书写模式来取代传统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在史文上学术论著语言使用、引文和论文格式等明显区别以往,在史功上由鉴戒史学逐渐趋向理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若干反思

十九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史学的终结,开辟了近代史学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同时它也是十九世纪中国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毋庸讳言,十九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也有自身的时代局限性,惟有如实地指出这种局限性,我们才能对十九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意义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评介

正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是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但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却是摆在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是作者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一次成果结集。全书34万余字,分上下卷:卷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包含18个专论(原为20     

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正最近,瞿林东教授主编的7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细致考察的多卷本研究成果,全书以历史时段划分,依次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天人关系与历史运动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它的认识和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形式和历史运动的原因。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天人关系与历史运动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它的认识和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形式和历史运动的原因.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历代的史学传播途径

在社会发展中,史学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史学传播既能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也能让史学的教化、传承、鉴戒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研究史学传播途径对于了解史学传播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都对史学的重要性有了愈加深刻的认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娱乐需求的增加、史学教育与通俗史学的发展都推动了史学传播的发展与史学传播途径的扩大。     

读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分五编,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晚年期。著者在“前言”中说:“要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不但要鉴取近代中外史学的经验教训,还必须从我国古代史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史学遗产,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寻求规律,推陈出新,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又认为要达成此艰巨任务,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考察,即:考察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斗争;考察史学技术,即编纂学方面的发展;考察史著中文学手法与恶劣文风的斗争。通观全书,可见本书对这三个方面的考察以前二项为重点,后一项论述得比较少些。“前言”又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本     

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

论及郭沫若的史学成就,理所当然地要首先列举他那部开风气之先的、里程碑式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为这部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代的史学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崭新的格局,开创了科学的章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有充分的理由同被郑樵誉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读瞿林东著《中国史学散论》

瞿林东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史学评论,其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继《唐代史学论稿》之后,新近出版的《中国史学散论》,集中反映了他在1981—1992年间的研究成果。题为“散论”,其实不散。收入书中的31篇论文,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史学的若干理论性认识;二是关于古代史学成就的专题研究,其中有的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有的则是对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认识;三是关于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思考。这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涉及如何估计我国史学的成就,如何继承这份优秀遗产,如何用现代的科学的观点重新     

中国古代史学长期迟滞原因的管见

中国古代史学典籍繁富,体裁极丰,前后贯串,绵延不绝,无论从史学编纂、史料选择、历史文学和史学思想来说,都为世界诸国所不能企及。然而,至于近代,它却相形见绌了。中国古代史学长期迟滞,不能跃入新的境地,原因何在?这是史学界值得研讨的问题。窃不     

回归本然:朱绍侯先生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中国古代史教程》为中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朱绍侯先生始终如一地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致力于把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和新方法融汇于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纂之中,在成功主编了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之后,以耄耋之年又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实现了史学思想向本然的回归。以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视野、从学术史的层面总结朱绍侯先生在教材建设方面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把握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风格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汉晋之间的史论在史学与时代的双向互动中,从形式、内容、史论主题和评论风格都有重要发展,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也体现了此间史家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     

史学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个人的教学情况,讲三个问题。一、关于教学的指导思想问题我原来是教中国古代史的,不曾系统学过史学史。“文革”以后,自学史学史,两年后居然走上中国史学史的课堂。我深感到史学史课程之重要。它能推动通史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发展;它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工作     

司马光、王夫之与梁启超的反正统论思想

正正统论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历程影响至深,"它在演进过程中,既有着一般的规律性的内容,又有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时代性的、个别性的特征。"①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争论的焦点②,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史家都曾对正统论有所议论,绝大部分的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正统论的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家对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否定正统论的传统史家中,司马光、王夫之和梁启超是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们的史学思想当中可以窥探出反正统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历程,以及正统论思想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牢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