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 ,是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引发的一场由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而溯源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人们围绕古代社会性质 ,提出了种种意见和很多问题 ,影响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史分期讨论。论战中 ,《读书杂志》成为主要的论辩阵地 ,对推动论辩的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中 ,人们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客观上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在尝试中 ,有得也有失 ,学者们进行了总结 ,为此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研究 ,提供了借鉴     

走向跨学科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寻求认知工具和研究技术,与社会科学整合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条基本途径。发生于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论战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促动集中体现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上古史主要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史则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门类。论战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面积结合,丰富和刷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契合了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出了长达10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陶希圣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深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不能比的,提出的看法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启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本次社会史论战开展评论,不少人从陶希圣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出发,认为他的社会史观点经常改变,所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又缺少对于陶氏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分析,其做法是有违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     

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

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齐步前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也走过了20年的历程。应该说,从社会史发轫之初,对于社会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同样,对不同时期社会史自身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成果也是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史学界总结与反思的自觉性①,同时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愚自1982年师从乔志强先生学习中国近代社会史,1985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算来也有20年的时光。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在充分了解和理解已有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意欲探讨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业已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其一,不论其最初是以"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范式"意义的面貌出现,社会史在今天已然承载了推进旧史学研究方法向新史学方向转变的历史重任.其二,伴随着新旧"范式"的转换,社会史对传统政治史主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视角转换背后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其三,随着研究视角转换和研究视野扩大,社会史在拓展史料范围的基础上生发出解读不同史料的不同方法,如果把它放在"历史即史料学"的脉络下看,其方法论意义尤为深刻.     

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重大成就

20世纪 5 0年代 ,经过中国史学会精心组织 ,由一批第一流学者分别担任主编 ,1 0年之中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 0种 ,62册 ,共计 3 0 0 0余万字。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整理 ,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史料 ,成就巨大 ,影响深远 ,因而堪称是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新版序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新版五卷本,是在1990年版三卷本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这次修订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对原有86部史学名著的评介文章,进行校刊修改;二是补写了古代和近代14部史学名著,又新增了与史学有关的22部著作,包括笔记、目录、史学工具书、类书、丛书等;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70部,遍布于史学研究各领域,分成四、五两卷。选入书目,主要考虑该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影响,或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必要的史学知识。     

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

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影响巨大,为认识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检证,“文明的生态史观”存在许多漏洞,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不能成立,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过分拔高日本文化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满洲建国溯源史略》的思想史解读

《满洲建国溯源史略》为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所作,是为＂满洲国自古以来乃独立自主国家说＂寻根的＂史学著作＂。《史略》在成书的思想缘由、伪满建国史观的发挥、乃至对伪满＂三千年史＂进行考证的表述中,体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可以认为,对该书的解读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在。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防海新论》与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

德国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可能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作。由于这本作所探讨的内容正切合中国海防建设的现实需要,故而引起清廷一部分官员的高度重视。他们在1874—1875年的海防大讨论中,一方面吸取了中国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被动挨打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接受了希理哈的海防观念,提出了比较先进的海防建设计划。此次海防讨论虽然最终未能达成共识,但我们仍应肯定希理哈《防海新论》译介到中国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 2 0世纪 3 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 :(一 )新材料的发现 ,包括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及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 ,特别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 ,直接改变了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观念 ,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二 )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 ,可以说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就是新史料运用新史学的实践的结果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步史观的输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叙事模式”的确立 ;二是重视史法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三是普遍史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内容的更新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料补遗--兼谈日本亚细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笔者在日本亚细亚大学任教期间,通过资料查询和走访调查,发现了被我国中日关系史及留学日本史研究界忽视了的有关日本战后首批正式招收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史料证明,战后第一批留学日本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这既是中日两国在战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也为战后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