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改官的双重困局——以南宋曾丰为例

士人命运是唐宋变革的重要着眼点,对中下层士人的研究更有助于深化这一议题。南宋士人曾丰,从入仕到改官,一直陷于人情与法度的双重困局,干谒求荐屡次碰壁,受荐磨勘变数频生,历程长达20年。曾丰个人之遭际,既是宋代广大中下层士人改官中命运的缩影,也反映出在改官制度的两重面向之下,宋朝"任人"与"任法"调和的失败。从历史角度分析,改官制度正是唐宋变革不成熟、不完全的产物。     

北宋京朝官“磨勘法”形成述論

唐宋之際,職事官多失職掌,而差遣制度日漸發展。與之相關的職事官遷轉制度,以及官員課績制度,也發生一系列變化。北宋前期,一方面自太祖開始,便力圖在職事官遷轉中貫徹"循名責實"原則,改變考滿即遷的局面;另一方面針對京朝官差遣課績的"磨勘"制度,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並制度化。最終,兩方面變化相互影響、融合,形成了以"限年轉官"爲主要特徵的"磨勘法",並在宋代長期維持。     

宋代涉荐书启中的关系网——以蔡戡《改官后谢福州陈丞相启》为线索

大量保存于文集及传世册页、法帖中的宋人书启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宋代荐举制度,即求荐举书启与谢荐举书启。此类书启因内容单一、程式化严重,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然经过比对,会发现程式化严重的背后和文字的细微差别,能反映书写者的心态及其与受书人之间关系的远近,并藉此构建书写者的人际关系网络。南宋蔡戡所书《改官后谢福州陈丞相启》就是一篇能够牵连出蔡戡人际关系网络的文献。以该书启为线索,并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不仅能够爬梳出对蔡戡成功受荐改官有直接影响的人物及其人际网络,也能观察到蔡戡的关系网的特点及对其日后仕进之路的影响。     

论唐代荐举

荐举作为选官的形式之一,可上溯到先秦。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之后,随着朝代的更迭、时间的推移,荐举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立贤无方”向“有方”(即制度化)的发展;二是从义务向权力的过渡(即渐成为官吏依品级、地位享有的权力及政治待遇之一);三是荐官与举士的分途及荐官专门化的倾向;四是逐渐向吏干及资序的倾斜。上述变化正是在封建官僚体制的逐步完善、封建社会从形成到成熟进而走向僵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本文仅以唐朝为限,在荐举的狭义(有别于科举,即指荐官、举官)范围内,探讨上述变化的史实及根由,求正于方家。     

宋代知县、县令的任期

任期制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定期任用制度,有助于政府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与评定,从而加强中央对各级官员的管理。在封建社会,地方官任期的长短不仅影响到吏治的得失,而且关系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能否加强。中国古代地方官的定期移任制度是不断变化,逐步完备的。在宋代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以资格用人和磨勘转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官员任期问题备受重视。但是在当时冗官问题突出存在的客观影响下,宋代县级行政长官的任期制产生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试就宋代县级长官的设置及任期制的发展变化和执行中存在的问…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宋代文人的稿酬

正我国古代文人受人请托写字撰文获取稿酬的历史由来已久,为这一现象定名,则是在隋代。明人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说:"分纪草麻,润笔自隋唐有之。"《隋书·郑译传》有"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之说。而后,润笔即成为文人稿酬的代名词。宋代文人的稿酬,又叫"润毫""濡毫""濡润"。宋代文人的稿酬,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官家和私人两种。有资格接受官家稿酬     

清代的科举制度

我国的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置明经、进士两科,唐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宋代废明经,留进士科,同时为了使考生避免奔疲赴京应试之苦,在地方置举人科,先进行考试筛选,科举制度始渐完备。至元代一度停止科举取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更为完备。清代除因袭明代的制度外,更增开贡科,并仿两汉、魏、晋以来荐辟取士之举,曾在康熙、乾隆两朝,创设博学宏儒科,又称博学鸿词科。科举,就是开科举士,给予入学、入仕的资格。清代分县(州、厅)、省、中央三级科举考试的制度,各科都是三年一考,逢着省和中央开考的一年。称大比之年,考试的科目有:制义、帖经、诗词等     

民国时期广西土属建制改流考异及其入志方略

民国时期广西土属建制改流考异及其入志方略邓敏杰本文所考土属建制,是指历代于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州、土县、土司等特殊行政建制。一般而言,土属建制改土归流是整个土司制度因革的核心,较之土流并制或停止土官世袭而行弹压承审制的官僚制度和管理方式的过渡性改流,...     

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

"贡瓷"及与其相关的"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瓷业生产中的重要学术问题。文物考古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贡瓷"制度开始于唐代,烧制优质"贡瓷"的"官窑"制度则始于晚唐或宋代。然而,近年来在湖南湘阴窑和南京发现的"太官"、"供奉"、"上府"铭瓷器标本证实,"贡瓷"制度最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湘阴窑址出土的刻有多种瓷业工人姓氏及"官"款的窑具资料可能还把中国烧制"贡瓷"的"官窑"制度开始的时间提前到南朝或隋代。     

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

关于宋代祠禄制度,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研究①。其中尤应提到的是梁天锡先生的专著《宋代祠禄制度考实》②,它从祠禄制度的沿革、设祠官宫观的分布、祠禄官的选任和俸禄三方面,对祠禄制度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梁先生用力甚殷,征引的史籍逾百种,采集的实例数以百计。可以讲...     

五代选官制度研究

五代选官制度虽然上承唐朝后期的制度 ,但由于其处于分裂割据、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 ,因而又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唐制的特点 ,在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授、考限与选限、六品以下官员的铨选、辟署、试摄官和举荐官、官阙问题以及流内铨、门荫制度等方面 ,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构成了唐宋之际选官制度的基本内容 ,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宋代选官制度的基础 ,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宋代官制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评李昌宪著 《宋代安抚使考》

宋代官制复杂纷乱,累有更迭,以至修史时不免出现阙漏讹误。所以,历代一些大家都致力于对其修订补正。最近,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李昌宪教授的专著《宋代安抚使考》（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感叹该书实为宋代官制研究工作的又一重要收获。该书主要由《宋代安抚使制度》（代前言）、《北宋安抚使考》、《南宋安抚使考》三部分组成。在《宋代安抚使制度》（代前言）中,作者对宋代安抚使制度作了全方位的研究。研究所及,包括宋代安抚使制度的渊源、发展阶段、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安抚使的职权、权摄以及路的分合、隶属、治所的变动等问题,…     

从授官到应举——以北宋宗室召试制度为中心

北宋前期宗子由国家赐名授官,熙宁二年(1069)宗室改革始允许宗子应举得官。期间召试制度的出现,既是国家督促宗子向学的激励手段,也是由赐名授官走向应举得官的制度过渡。宗室召试始于仁宗朝,至仁宗朝后期基本定型。学习优秀的宗子通过召试获得官阶迁转奖励,这刺激了宗子的文化学习,也反映出宗子争取考试权利以寻求个人出路的努力和要求。此后随着宗子文化素养不断提升,出现"宗室士大夫"群体,成为宋代宗室的杰出代表。     

清代行商之保商制度初探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是清政府管理经营和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是封建垄断的特殊制度。行商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行商是官方承认的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也有人称其为"官商"。行商的这种"官商"性质使得行商的职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保商制度就是"官商"的职能之一。而这一"保"却成为行商破产及行商制度崩溃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莫濛任直寶文閣考

正《宋史》卷三九○《莫濛傳》載:"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出知揚州……除■、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按,宋代並無"直寶文閣學士"一職,《文獻通考·職官考·諸閣學士》載:"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命王珪撰記立石。     

宋代真迹官告文書的解讀與研究——以首次面世的司馬伋呂祖謙真迹官告爲中心

本文是對首次面世的南宋司馬伋與呂祖謙真迹官告的刊佈、解讀與研究。前者係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任命司馬伋爲"總領淮西江東總領所總領"的絹本差遣官告,後者係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呂祖謙恩轉朝散郎絹本官告。這是南宋真迹官告的首次現身,學術價值堪與南宋武義出土的徐謂禮官告文書媲美。司馬伋、呂祖謙官告是真迹絹本文書,它們的面世,回答了官員官告的格式、材質、形制到底如何的問題。本文就兩份官告制詞、告詞內容進行了逐字逐句詳細解讀,並據官告提供的實證,對宋代中級文官任命文書的運行流程進行了分析,有助於對宋代制度文書的了解和進一步研究。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宋代审计三论

宋代发明并使用了审计一词,但在审计实践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则是与审计密切相关的审磨、磨勘、点检等词语,这说明宋代对审计的界定既较为科学,又不够彻底。宋代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较为专门而具体的审计机构。这是审计发展的重要标志。但缺乏真正独立的审计机构及其体系。宋代通过不断的审计实践和立法,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审计的反应、制约、奖惩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审汁机构的正常运行,但其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又是有所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