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太监”和“宦官”在清朝以前不是相同的概念。宦官早在商朝就有,不过那时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宦官“悉用庵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太监”一词,辽代才出现。明代,太监和宦官才发生联系。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高级宦官;充任太监的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与作用

宦官是亚述国王加强王权、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宦官在亚述宫廷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帝国早期,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大将军等职业将领开始控制军队和所领行省,对王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王遂重用身边的宦官总管,而宦官掌管的国王卫队逐渐发展、壮大,宦官开始成为制衡将领们的重要政治力量。帝国盛期,更多的宦官出任军队统帅和行省总督,以宦官总管为代表的新兴贵族与以大将军等为代表的世袭贵族形成相互制约,政权基本稳定。对外扩张取得的空前胜利使宦官集团和亚述贵族们掌握大量土地资源。帝国晚期,国力下降,政局混乱,宦官总管一度控制了政权。最后,宦官集团和亚述帝国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左宗棠外债观探析

左宗棠是中国早期大举外债之第一人.在西征借款的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外债观.左宗棠的外债观有三个基本内涵:举债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初具国债观念的雏形.     

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

明代宦官问题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但一直以来对洪武朝任使宦官的性质与规模、明初宦官组织的形成特点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对明代宦官的认识缺乏一个"源性"的基础.事实上,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伴随着以宰相为首的传统外朝体制的解体以及一系列惨烈的政治事件的连续爆发,宦官组织在不断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朱元璋刻意培育宦官并用以牵制外廷,体现了他一贯的分权思想;宦权的扩张反映了君权的空前膨胀.正是那位被普遍认为是禁止宦官干政的明太祖,赋予了宦官合法的权利和地位,从而使宦官在实质上已作为明王朝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论唐代宦官使职制度与唐后期宦官专权关系

唐代宦官使职制度对唐代后期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唐代的宦官借助内诸司使体系中的关键性使职,即神策护军中尉和枢密使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并不断地对唐廷发起冲击。而宦官本身的权力则来自于皇权,实为皇权的一种变态。此外,高级宦官之间的权力沉浮与争斗也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中不可不察的因素。     

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

关于明清时期宦官的研究 ,以往史学界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入手 ,探讨宦官干政及其与皇权的关系。本文从黑山会这样一个宦官的祭祀组织出发 ,探讨他们塑造刚铁这样一个宦官祖神的意义 ,从新的角度理解宦官政治 ,并进而探索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 ,以及他们在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角色     

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

在明代,一些地方志的修纂与宦官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明代地方志中存有大量明朝宦官史料,对于研究明代宦官以及宦官在地方管理制度中的角色及影响都具有重要价值。     

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宦官研究综述

宦官是中国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来受研究者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三代,宦官广泛参政,他们在维护皇权的同时,对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相较于以上三代,宋代宦官除了童贯、梁师成之外,大多隐而不显。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苗书梅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宗室、外戚和宦官是集于专制君主周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来源于皇权,又能对皇权产生较大的影响,由宗室内乱、外戚擅权、宦官专政而引起王朝衰微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继唐末五代割据混战局面...     

明代宦官家庭探析

宦官专权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不断膨胀,直至明朝中后期时达到顶峰。本文将以明代宦官的家庭组织关系为着眼点,对其家庭主要成员的构成进行探究,分析宦官背后的家庭力量和宦官专权之间的关系,进而试图展现宦官家庭这一特殊群体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宋代宦官养子及荫补制度

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有产物 ,虽然他们自身失去了生育能力 ,但传统等因素又很难容忍其无后代 ,因而宦官养子亦势所必然。为了保障宦官队伍后继有人 ,宋朝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既要限制其人数过分增加 ,又要保障宦官集团的既得利益。其中允许宦官荫补子孙便是其重要特权之一。应该说 ,宋代宦官荫补的法律条文相当严密而烦琐 ,除特殊情况外 ,多按章办理 ,这也是宋代无汉、唐、明等王朝出现的宦官之祸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建寺造像中所见唐代官宦之奉佛

唐代宦官在佛教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宦官们活跃于内廷,因而,其宗教信仰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必然与皇族,甚而与整个朝廷政局都有着重大关系。本文拟探讨从建寺造像中所见唐代宦官的奉佛风气。其背后的原因,作者认为,佛典教理的吸引、唐代奉佛的社会环境和宦官的家庭熏染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宦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宦官奉佛的动力和成因。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评介

<正>自洪武朝废除丞相后,明代宦官在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中日益处于重要位置。学界对此已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明代宦官制度和权力的演进,以及宦官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表现。吴兆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研究明代精英士大夫教化宦官的“化宦”认知和行动并评估其效果的力作。     

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

三衙,全名为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是北宋禁、厢诸军常设之统帅机构。其帅,宋人称作“三帅”、“管军臣僚”,或简称“管军”。三衙制度,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相适应,肇始于唐末五代,至北宋方渐趋于定型。它的确立,首先解决了中唐以降的藩镇割据问题。兵权由地方集中到中央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之上,从宋太祖开始的北宋统治,本着“兵权宜分不宜专”的原则,又从合理调整三衙与枢密院、皇城司以及帅臣之间的关系人手,构建了三衙、枢密使、皇城司主管宦官、帅臣之间彼此相互制衡的严密体系,并加强了台谏对三衙的监察,和皇帝对军政的亲自干预,从而进一步实现了兵权向皇帝手中的集中。     

宦官和太监不是一回事

时下热播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谅他一个小小太监有何能为,自古宦官无成事”之类的台词,将宦官与太监混为一谈。很多人误认为宦官和太监是一回事,其实,宦官与太监是有区别的。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1932～1935年的上海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内债

自1932～1935年间,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频频举债、日趋恶化的经济金融环境以及自身经营中的种种困难,上海银行业通过各种方式承借了巨额的政府债款,对政府债券的投资购买持续增加。这在降低资金营运成本、获取相应收益及满足各方面需要的同时,也加深了银行业与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但是鉴于政府债信的不稳固和债市的变幻不定,在承借投资政府内债问题上,上海各银行机构逐步加强了同业合作,并根据市场走势采取一些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浅论李辅国专权

宦官专权是封建政治的一大毒瘤。在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汉、唐、明三朝之中,唯有唐代的李辅国一人平步青云,官拜宰相之职。他的出现开启了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混乱局面,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而正是肃宗加强皇权的需要、官员监察机制的崩溃以及李辅国个人品行的恶劣和贪欲的膨胀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李辅国的专权。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北大核心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