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社会观念之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转型是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急剧变化的历史基点,是以辛亥革命为其中介点的。它前承晚清社会变革以来社会观念推陈出新的历史成果,后启民国成立以降社会观念步入现代化轨道的历史新程。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化史研究室主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杂志社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近30位学与会。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改革刍议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化改革,涉及到了教制度、保护人权和铲除封建陋俗等主要方面,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评价不能过高。因为,从民初的历史现状看,改革的影响有限;从改革高潮的全局看,地域有限,主要是通都大邑,部分城市和农村波及不大,即使通都大邑亦不均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改革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心理与习俗的变革需求有一定差距。因此,教训值得后人回味。     

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的变迁——全省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10月2日至23日,由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省史学会、省中华文化研究会、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文史研究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和省博物馆等8单位联合主办的“贵州省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会议收到来自省直科研、教学等单位及各地、州、市、县代表的论文共53篇。与会者围绕“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的变迁”这一主题,着重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近代婚姻观念的变迁

婚姻是人们一直都在关注的话题,其重要性小则关系家庭幸福,大则关系国家兴亡。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婚姻观念也显现出巨大变化,新的观念冲击着人们对于婚姻的再思考,两性关系渐趋平等,婚姻自由观念不断发展,传统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被打破,这些对于推动男女平等、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都有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

北洋集团是晚清新兴政治势力,辛亥革命为北洋集团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北洋集团也由此掌握了全国政权,北洋集团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北洋集团作为一种新兴势力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洋集团是在旧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封建的东西根深蒂固,是一种亦新亦旧的力量。北洋集团又是一个狭隘的利己集团,辛亥革命后对革命党人大打出手,扼杀民主制度,复辟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了北洋集团的分裂。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进一步分裂发展为大小军阀,祸国殃民,完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辛亥革命前后的庄蕴宽

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号抱宏,江苏常州人。光绪十七年（1891）考中副贡后步人仕途,于1896年赴广西任职,十余年问历任百色厅同知、平南知县、梧州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龙州边防督办等职。愤于清廷腐败,于1909年底辞官归里。庄蕴宽主政广西期间,以清廉刚直、爱民惜民自守,勤政为民,     

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庄蕴宽

本文选择江苏立宪派的重要一员庄蕴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大量的社会实践,归纳总结其政治思想的演变轨迹,从微观层面更深入地考察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     

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

我是先父黎元洪的长子，今年79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我只有9岁，在家中常听我父亲谈起辛亥往事，后来我父有些活动，我曾亲见亲闻。现撮述如下。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随着辛亥革命时期巨大的政治变动和西方化的大量输入,中国传统的学术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注重进化论的宣传和应用,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实用价值,使学术研究和辛亥革命的客观实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四位学术大家的涌现,提升了清末民初的学术水准。“史学革命”、“学改良”开创了用新理念研究传统化的新局面。新型的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崛起,给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社会科学界新意迭出,反映出一种少有的革命进取精神。然而,由于革命过程中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缺少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辛亥革命时期很少出现不朽的学术经典。     

辛亥革命前后的梁耀汉

梁耀汉(1883～1912年),字瀛洲,湖北汉川马口镇人,与梁钟汉、梁辉汉互为昆仲,人称辛亥"梁氏三汉"。16岁考中武秀才,21岁留学日本,与蓝天蔚     

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病逝于1988年,以其95岁的高龄经历了56年的旧中国和39年的新中国。对于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早期43年的经历,1988年7月梁漱溟病故时由新华社发布、《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梁漱溟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梁漱溟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     

辛亥革命前江苏社会风俗改良的追求

辛亥革命前江苏地区的先进分子已经意识到,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恶习陋俗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变革。他们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在移风易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报刊杂志上大力宣传,创建风俗改良团体,兴办新式学堂,并且身体力行,力图把移风易俗绑上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战车。     

辛亥革命中南京光复前后

1911年,武昌起义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各地纷纷起义响应。很快,湘、陕、赣、晋、滇、浙、黔、苏、皖等省先后光复,但东南重镇南京仍处在清廷控制之下,威胁着东南各省。攻克南京,成了革命党人迫在眉睫的任务。     

民国时期广西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

民国时期,由于新桂系政权的倡导与抗战爆发后外来文化的传入,致使广西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观念凸显、生活观念更新、妇女就业与参政意识空前等。这些观念的转变,体现了广西社会的进步趋势。     

辛亥革命前后的清华园

创设“清华学堂” 1900年,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镇压了义和团运动。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1l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8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6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5亿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     

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

清代中国的藩属观念及其变化对中国疆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清前期的君主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对中国疆界已有自己的认识,委婉地拒绝苏禄等藩属内附;与藩属发生边界争端时,有时以"天朝上国"风范,从"守在四夷"出发,把本国疆土让予属国。1840年后,中国竭力保全遭到列强侵略的藩属,尽管列强提出与中国瓜分某些藩属的方案,中国国内也出现过不同的意见。藩属体系被打破后,中国又与旧日藩属加紧联系,以睦邻、固边,爱国官员则在边界谈判中力求收回清前期让予属国的疆土,但划界时仍失去不少国土。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前后

吴玉章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受党和人民的敬重与爱戴。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和多次重大斗争中,他始终置身于时代最前列,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临危不惧、艰苦奋斗。他的人生经历,“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为缅怀为辛亥革命奔走呼号,无私奉献,勇敢实践和在斗争中完成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吴玉章,特撰此文以飨读者。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

湖北人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比较多的贡献,被视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应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土壤中寻找。在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董必武、恽代英等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媒体的发达与教育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为他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工商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结合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董必武、恽代英等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创立的六个地区之一和重要发祥地,在"一大"上出现"湖北现象",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