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改革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关税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和“改订新约”一起被称为争取独立自主的重大步骤。究竟内情如何,本文拟作初步分析,敬请大家指教。一 南京政府建立时的关税现状南京政府刚刚建立时,可以为它支配的关税只有很小的一部     

试析1955年美日关税谈判

1955年美日关税谈判是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必然结果。为了复兴日本经济,使日本成为东亚冷战战略的支柱,美国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日本入关的最关键一步是美日完成最重要的关税谈判。为此,美国政府克服了来自国会的障碍,在谈判桌上向日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使日本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利益。这在世界贸易史上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对日本、美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同盟会总章》改订的时间

1980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在讲到1905年8月20日通过同盟会章程时,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当日通过的同盟会章程已佚失,今所见者1906年5月16日改订的总章24条,是     

中国关税自主与中日交涉

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关税权受到片面协定的束缚,中国海关长期在协定税则的桎梏下丧失了自主权利。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也就此展开。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中国首次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又提出了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方针及６项具体提案。１９２５年８月,金法郎案结束。华盛顿会议所签署的关税条约由各国政府批准,１０月２５日,北京政府（段祺瑞政府）所召集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     

对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的再认识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开展了“改订新约运动”,这是在中国未完全实现统一,且面临各派军阀混战的背景下进行的一项重大国事活动。本文试图通过对其发生的原因及其目的实现的客观可行性的分析,正确认识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     

从关税特别会议召开的背景看其失败的原因

1926年10月26日,在当时的段祺瑞执政府的提议与主持下,中国与英、美、法、日等国的代表共同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税特别会议。段政府意图通过这次会议,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提高税率。但在帝国主义者的阻挠、破坏、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下,关税特别会议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为一次完全失败的会议。本文力图通过考察关税特别会议召开前后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探讨关税特别会议失败的原因。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关税与厘金的纠葛

关税与厘金的复杂关系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是外交谈判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厘金产生之后,就与海关的子口税产生矛盾,从而产生了漫长的裁厘加税谈判。随着关税地位的上升,中国方面要求关税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裁厘加税又转变成列强要求裁撤厘金和中国要求关税自主之间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是协定关税和厘金同时废除。从近代关税和厘金的纠葛来看,这是中国历届政府和列强为本国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较量,也暗含了中国政府加强自身统治力量与列强控制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南京政府的关税行政改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庞杂凌乱的关税行政,进行了全面改革。改革的结果,海关统辖了全国主要的关税行政。然而,中国的关税行政,从一个泥坑中拔出来,又陷进了另一个泥坑。中国海关的历史在重演。     

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

在国民政府发起的“革命外交”中 ,日本政府不肯顺应中国形势的变化 ,而依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来对待中国。日本从一开始便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的权利 ,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暂行国定税率。日本的僵硬态度不仅为中国所反对 ,也未能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 ,在其他各国都与中国订立新的关税条约一年半之后 ,处境孤立的日本才与中国订约。日本政策过于短视 ,它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是短暂的 ,而长久留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则是敌对和不信任感     

关税特别会议的评价问题——以“关税自主案”为中心的分析

关税会议对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问题的讨论以及它所通过的关税自主案,既是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评价关税会议的要点。关税自主案既非有效条约亦非国际协定,并不具有约束各方的国际法效力,不能对其评价过高。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关税自主案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围绕关税会议而形成的关税自主运动高潮及其本身所体现出的自主趋向,方为认识和评价关税会议的基本层面。     

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关税自主”

鸦片战争后,中国关税主权丧失殆尽,帝国主义列强横暴纵恣地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得中国百业凋蔽,民不聊生。从此,废除协定关税便成为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心声。经过数十年的斗争,国民政府顺从民愿,于1928年宣布实行“关税自主”,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明代中后期的《大学》文本改订竞争运动

理学经典《大学》从受到宋儒重视开始,其文本就被赋予了变动不居的特性。朱熹通过改订《大学》文本,为其"即物穷理"学说建立起经典根据;王阳明则通过提倡恢复《礼记》中的《大学古本》来批判朱子理学的经典基础,并从古本中获得"致良知"学说的经典依据。朱子和阳明这种创立理学新说的做法,为明代中后期的理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从《大学》文本改订入手,进行理学学说创新活动。因而中晚明时期不仅产生了大量在朱子和阳明两种文本之间进行折衷、调和的《大学》改本,还涌现了海外引进本、伪造石经本、先秦古文字本、深山中所藏古刻本等各种充满奇思妙想的文本,形成持续百余年的《大学》文本改订竞争运动。晚明面世的两种《大学》文本和解释汇编书,为这场运动留下了即时性的资料见证。     

简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关税自主”

简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关税自主”何刚鸦片战争后,中国关税主权丧失殆尽,协定关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压力下,曾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和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三次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但都未如愿。一协定关税制度不...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洋外交与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梳理与问题分析

关税会议是北洋政府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一次艰难外交努力。北洋外交家利用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并通过论证裁厘的可行性,说服与会代表通过了未被华盛顿会议列为讨论范围的关税自主议案;在附加税加征问题上,会议突破华府条约二五征税的税率规定,在实现关税自主之前的过渡时期为中国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定的外交目标。     

“关税特别会议”中有关附加税及税率问题之讨论

1925年10月26日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就结果而言,一如之前历次商约、税则修改的谈判,成以失败告终;但就过程而论,却可视为近代中国在争取关税自主努力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与会代表的努力和收回主权意识的觉醒下,为日后实行关税自主及开征二五附加税,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俄国保护关税政策问题

19世纪俄国政府多次调整关税政策,但以保护关税政策为主。调整关税既有外部压力的因素,也受国内社会复杂局势的影响,但最主要还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在百年关税调整的进程中,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派围绕关税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调整关税势必会触动一些群体的经济利益,所以不同部门企业主之间的争斗也长期存在。俄国的关税政策在机械设备进口等领域也具备其应有的灵活性,保护关税政策对俄国工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关税性质的演变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关税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一种国王特权税,逐渐演变为处于议会严格控制下的议会间接税。中世纪和1625年前的近代早期,关税主要是国王的一种特权税。1625-1660年间,随着议会和王权斗争的高涨,以及议会的暂时胜利,关税一度转变为处于议会直接控制下的间接税。复辟时期,关税的最终课征批准权继续掌握在议会手中,但因缺少日常操控权,其关税权残缺不全。光荣革命后,因议会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关税演变为完全由议会严格控制的间接税。     

日本阻挠中国开征二·五附加税始末

1922年2月6日,中、美、英、法、日等九国在华盛顿签订《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规定经关税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可加征2.5%的进口附加税,亦即二·五附加税。1925年10月关税特别会议召开之际,日本制定了阻止、拖延中国开征附加税之政策。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无论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对协定关税体制的冲击,还是英、美等国出于对华政策的长远考虑先后在附加税问题上转变立场,都不能令日本的既定政策有丝毫松动。日本政府利用各国之间的互相牵制,以及中国内部政治分裂的局面,屡次成功阻止有关各国正式承认二·五附加税生效。     

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对外交涉

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10款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此,开创了外国干预中国关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