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

孔祥熙在抗战期间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     

察哈尔抗战失败原因述论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察哈尔利用刘桂堂、李守信、张海鹏等伪军侵占察东地区,扰乱地方治安,从而建立伪政权,进一步蚕食中国。面对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日本政府表示只要冯玉祥、方振武表示与日方合作,共同反蒋,日本就予以支持。然而,冯、方、吉等皆以民族大义为重,没有接受日方的条件。日本视多伦和"非武装区"为伪"满洲国"的安全屏障,故力图控制这些地区,决不允许蒋介石的政府军进入该地。在国民政府军事威慑下,冯玉祥、方振武等人也曾想谋求与日方缓和关系,以全力对付蒋介石。最终,冯玉祥无奈下野,方、吉的抗日讨贼军也在日蒋的联合剿杀下彻底失败。     

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抗战的“最后关头”

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导致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中,往往把八一三事变作为“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值得商榷。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既是蒋介石说的抗日的“最后关头”,也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有未下定抗战决心

直至近年,仍有人认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当时仍处于"动摇、妥协、退让"之中,甚至将冀察当局对日方的退让、妥协归罪于蒋氏.历史真相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确定"不求战,必应战"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动员应战措施,督导冀察当局,警惕日方缓兵之计,积极对日应战.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庐山的抗日烽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6月、7月两次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谋求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亦于5至7月召集各方名士参加庐山谈话会,讨论抗日事宜。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庐山作为“夏都”来经营,抗日战争前夕和前期的多项决策在庐山作出,许多与抗日有关的事件在庐山发生或与庐山相关联,庐山实际已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策源地之一。7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外交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也表明了国民党抗日之决心。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打动美国：胡适在抗战初期的民间外交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7月12日飞赴庐山。刚一上山,便被蒋介石邀去会谈。面对蒋介石在华北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胡适慷慨陈词,力促蒋下决心派兵迎敌。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曾说,胡适的这番力谏和随后冯玉祥的痛陈对蒋介石坚定抗战信心、明确抗战态度起到了决定作用。     

试论“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自崇禧于1936年6月1日打出抗日旗帜、逼请蒋介石政府领导抗战的一次反蒋事变。“两广事变”在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曾是一件颇具影响的大事。本文试图将五十年前的这一事件放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下作出几点分析。     

试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将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     

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了近些年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

研究战时中日秘密接触的学者,常常苦于中方最高决策层核心资料的欠缺。1940夏的“张季鸾活动”虽胎死腹中．但为此而准备的若干文件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真实想法的最为系统的文件。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对于关内地区,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来处理,其方案颇多不切实际。但是,从整体构想来看,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似不可以“出卖”东北而名之。蒋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等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

十九路军与其他反蒋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长期的拥蒋经历。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尽管十九路军与蒋介石有过长期的结合,但基础不牢固。随着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等时局的演化以及国民党派系纷争加剧,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外有反蒋势力助推,在抗日、"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分歧日益突出,十九路军最终走上反蒋之路。     

蒋介石与华南抗战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恢复对广东的实际控制。其后,广东纳入准备和实现全国抗战的统一筹划之下,蒋介石开始对广东军政的具体领导和指导。在此期间,蒋介石对协调广东军政、指导对日布防投入了一定心力,曾设想以华南为第二大抗日基地;并捐弃前嫌,起用一批在内战期间曾参与反蒋的粤系将领。但蒋对于日军大举侵粤,在判断与指导上存在明显失误。他对华南地区的人事安排和调整未能尽如人意,军政之间长期不能配合;对失误较多的余汉谋等人过于宽纵,致使华南抗战工作遭受一定损失。     

七亘大捷

正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侵占全中国,中国军队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拼全民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并在军事上做了紧急部署。     

中共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为国共合作抗战事,蒋介石邀中国共产党人派代表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到南京.对于中共代表在南京是否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的问题,不少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持肯定态度,而对于中共代表在该会议上的所达成的协议或意见则说法不一.事实真相到底怎样,现根据档案及其他资料辨证之,也请有关方家不吝指教.     

坚持广西团结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国民党桂系当局坚持两面政策,一方面实行联合中共中央共同促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立场;另一方面又实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断残酷地镇压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抗日活动。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冯玉祥重庆二戏蒋介石

1938年,抗日名将冯玉祥随同民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与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蒋介石既想利用冯的军事才能为自己捞取政治本钱,又对冯的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非常不满。于是对冯r一是利用,二是排挤。而冯玉祥对蒋的品德早是嗤之以鼻,他在重庆8年,就两次调侃过蒋介石这个领袖。     

从"防共"到"拥共": 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1927—1949)

龙云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云南地方军阀混战中掌权,抗战前主动与蒋介石亲近,打击民主力量,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屠杀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在抗战时期,则转为对蒋介石戒备,保护民主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和民主运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在抗战结束后,他策动滇军旧部起义,公开发表宣言"拥共反蒋"。其中的变化值得探究。本文以1927—1949年间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为中心,探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云南省工委对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展开的统战工作及其成效,兼论及龙云与蒋介石关系的变化及其因由,由此呈现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云南地下组织统战工作的历史图景。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红军团长孟庆山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在保定失守前,只身一人秘密潜入河北中部白洋淀,在党的领导下,至1937年底建立起一支统辖三个独立师、五个独立团和支队,另有十二个路军的河北抗日游击军;其领导开创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里开创最早、收编地方杂色武装最多、开展平原游击战最具影响力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