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滞后”理论再商榷

"文化滞后"理论主张"王朝建国之时在前,其所产生的新文化在后"。本文作者以新王朝的物质文化是新王朝建立的标志,二者是依存关系,得出王朝建立与王朝文化同时产生的结论;以商王朝建国于二里岗文化C1H17阶段,以及遗民与遗民文化的历史命运,否定了二里岗文化由过渡期文化"融合"而成的观点,同时论证了夏商王朝更替的时间发生在二里岗下层早晚段之间的观点;最后通过为传统的"早商文化"概念正名,得出商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的各阶段表现为时空上的"先后"而不是"滞后"的结论。     

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彻底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迪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最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     

从韩伯豐鼎铭文看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

近出韩伯豐鼎铭文,其时代约在西周昭王之世或昭穆之际,记述地方史官接受中央王朝卿事司、内史之命,传达于地方,为韩伯、伯二氏度量、析分土田,并返回成周向王朝复命之事。通过这篇重要的铭文,再结合师永盂、裘卫盉、五祀卫鼎、晋侯苏钟、引簋等金文材料来看,西周王朝对内外服贵族有较强的控制与约束机制,特别在内服区域,通过设置于基层的三有司、师氏、地方史官,可以直接管理各地的土田与庶人,处理贵族家族的土地分配与交换,达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愿景。     

喀喇汗王朝名称杂考

喀喇汗王朝之名称,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且未有一致意见。笔者依据相关的文献对喀喇汗王朝的诸名称作了简要的辨析,并认为尽管该王朝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名称,但这些名称是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载记相关联。因此,笔者以为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形之下,以“喀喇汗王朝”之名称该朝较为准确。     

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

<正>从考古遗存中辨析出古代文献所载最早的两个王朝——夏、商王朝的更替,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热门议题。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伊始,就成为夏商王朝分界研究的焦点所在,先后有众多的提案被推出,尝试在二里头文化各期和二里岗文化之间区分夏、商王朝文化。形形色色的观点包括"二里头主体商都说"、"二里     

尘封的丹青:唐代壁画撷英

<正>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包括周、秦、汉、唐等重要王朝。秦汉雄风,大唐盛世,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尤其是唐代,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大唐、盛唐、盛世,我们似乎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但可以罗列它的成就:唐朝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典章制度趋于完备,国家富强,成为当时雄踞东方的大国;凿空于汉代     

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王朝论”商榷

帕提亚王朝在起源背景、政治军事结构、城市建设、官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乃至文化发展趋势上与传统"希腊化王朝"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得到古典文献、出土钱币和其他实物史料的充分印证。与国内学界不同,国外希腊化研究者在论及帕提亚王朝时较为谨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该王朝在希腊化世界的"异质性",及其"隔断"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与东地中海希腊化世界政治文化联系造成的深远影响,并未将其列入"希腊化王朝"、"希腊化国家"之列。实际上,正是帕提亚王朝的崛起掀开了希腊化时代东方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全面复兴的序幕。因此,对于由东方民族建立的帕提亚王朝,"希腊化"的研究视角难免失之于偏颇,无法客观地反映该王朝在文化起源、主流特征和发展趋势方面鲜明的非希腊特征。     

新见应侯见工簋铭文考释

最近面世的应侯见工铜簋,其铭文记载了属于"淮南夷"的毛、衰等氏族,侵犯周王朝南部边境并被周王朝打败的事情.铜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之末的孝王、夷王时期.铜簋的器身与器盖铭文各不相同,可能是同一批盗自应国墓地的随葬器物.应侯见工簋的发现,更证明应国是周王朝南方不可或缺的屏障,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艰巨任务.     

论商文化对荆楚地区的影响

论商文化对荆楚地区的影响黄有汉殷商时期的荆楚地区是殷商王朝的南土方国,殷商王朝在荆楚地区的统治达６００年之久,对荆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强烈的影响,以至使两周时期的楚文化也带有浓厚的殷文化的特色。一殷商王朝对荆楚地区的征伐和控制殷商王朝建立后,...     

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

近年新发现的应公鼎铭文、黄组征人方卜辞、周公庙遗址宁风卜辞等甲骨文、金文材料,为"周承殷制"的观点提供了新证据,说明周王朝建立之初,在政体、祀典、名号制度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殷商旧制。西周中期以后,周代礼乐文明之特色才逐步凸显,并渐成主流。周人克商后,任用大批曾服务于殷王朝的史官,史官家族对殷周文化制度的延续有深远影响。直至春秋时代,鲁史中仍可见殷人史官的记事传统。殷代、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宗法社会形态,是贵族礼制文化连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战国以后,商文明对传统贵族社会的影响逐渐消弭。     

北魏与元朝“汉法”推行及其成效之比较

正美国学者魏复古提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与"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理论,将十六国、北魏等王朝作为"渗透王朝"的典型代表,认为"渗透王朝"的特点是刻意模仿与吸收汉文化,最终被汉族所同化;而辽、金、元等王朝则是"征服王朝"的典型代表,其特点是上述朝代的统治者们并非仅仅进行汉化,而是着力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与汉文化互相作用1。     

关于早期夏文化──从夏商周王朝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谈起

商、周王朝的建立是通过大规模的族际战争行为实现的,在考古学文化上产生突变是正常现象。夏王朝的建立是本部落联盟内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在考古学文化上出现中断。认为夏王朝的建立必然伴随着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诞生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扛鼎力作 嘉惠学林——《陕西金文集成》顺利出版

<正>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几千年来,孕育和积淀了厚重的三秦文化。陕西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和王畿之地,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数量占全国出土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重器超过了一半。陕西不仅以青铜器发现丰富而著称,更以造型精美、有铭铜器出土量大,铭文长和内容重要而     

先秦两汉时期“秽貊”族问题探讨

"秽貊"族是古代东北地区影响最为深远的族系之一。研究表明,"秽貊"族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已活跃于东北之鸭绿江、浑江、太子河、辽东半岛和松花江流域等地区。西周初期,周王室对"秽貊"等族的"财用、九谷、六畜之数"以及"夷秽"等族人的情况实行了有效的监控,这说明"秽貊"族与中原文明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同时,史料证明,当时的"秽貊"族有西迁之迹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部分"秽貊"族人或为中原文化所同化,或为北方强悍族群所融合。秦汉以降,秽貊族主要聚居在现今东北及朝鲜半岛部分之区域。此时的秽貊族受秦汉王朝政权的影响最为深远,当王朝兴盛时,"滅、貊、倭、韩万里朝献",而当王朝衰败时,则"濊貊连年寇钞"。因此,"秽貊"族的发展其实与中原王朝的存亡息息相关。     

西周王朝周边文化年代的再认识--以鲁西南地区诸遗址为中心

公元前二千纪的后半叶,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存在着被后世称为“殷”的古国,即商王朝。依公元前2世纪编著的《史记》之“殷本纪”的记载,这一国家兴盛了50 0年以上,随后被来自西部的新兴国家———周所灭。那么,殷商灭亡后,曾经组成王朝的各种组织与文化传统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而解体的,抑或被继承下来的呢?这一问题是探索商、周国家性质时十分耐人寻味的课题。尽管数量很少,但还是有若干文献述及这一时段的情况。关于周王朝在“克殷”后对黄河下游原商人领地采取对策的记载,就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及《…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正>目次前言一龙山时代政治格局二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兴衰三三代历史山川与周王朝的建国蓝图四禹迹:想象的文明空间结论前言所谓文明,叶斐定义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1]。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在口     

西周时期殷遗民采邑试析

西周时期殷遗民的采邑,有周王赐予之邑,有周人治下之次级采邑;殷遗民之采邑具有政治、经济、军事集合体的特征;殷遗民处于周人统治之下,其文化不断地与周文化融合,以致最终被同化。     

西周春秋“還(县)”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北大核心CSSCI

"县(縣)"的本义是把人头悬挂在树上,引申为一切物体的悬挂。春秋时期晋楚齐等诸侯国出现的"县",其实是一些诸侯大国处理一些新征服土地的方式,不再把它们分封给子弟或功臣作为领地采邑,而是直接掌控在公室之下,并派大夫直接管理,所用的名词就是"县",意思正是直接"悬挂"在君主之下的行政区划组织,其性质是直辖性的都邑。这与"县"的本义是密切相关的。西周金文免簠、元年师簋中的"郑還"、"丰還"之"還"应是"县"的通假字,也是指周王室几个屈指可数的未分封出去的并由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直辖性质的都邑,由周王朝直接派人管理的直辖城邑。从性质上说,这种"還(县)"和春秋以及战国以后的"县"基本是相同的。西周春秋时的"县(縣)"及其假借字"還""寰"相当于明清时的"直隶"和今之"直辖"。     

吴城与三星堆

清江吴城和广汉三星堆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两处商代遗址。它们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引起过巨大反响,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长江流域商代文化面貌的研究,探讨中原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商王朝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商王分封了许多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国,同时在诸侯国之间以及更边远的地方,还有不少臣服商王朝的方国和部族,它们都在商王朝的统辖之下,并有向商王纳贡和保卫的义务。吴城遗址、三星堆遗址属于何种类型,史料没有确切记载。通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基本有些共识,但未完…     

西周春秋“還(县)”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

"县(縣)"的本义是把人头悬挂在树上,引申为一切物体的悬挂。春秋时期晋楚齐等诸侯国出现的"县",其实是一些诸侯大国处理一些新征服土地的方式,不再把它们分封给子弟或功臣作为领地采邑,而是直接掌控在公室之下,并派大夫直接管理,所用的名词就是"县",意思正是直接"悬挂"在君主之下的行政区划组织,其性质是直辖性的都邑。这与"县"的本义是密切相关的。西周金文免簠、元年师簋中的"郑還"、"丰還"之"還"应是"县"的通假字,也是指周王室几个屈指可数的未分封出去的并由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直辖性质的都邑,由周王朝直接派人管理的直辖城邑。从性质上说,这种"還(县)"和春秋以及战国以后的"县"基本是相同的。西周春秋时的"县(縣)"及其假借字"還""寰"相当于明清时的"直隶"和今之"直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