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家庭与“反革命”家庭的恩恩怨怨

1952年,为了巩固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以极刑。     

建国初期震惊全国的“无为金丹道”反革命暴乱始末

##正##1951年春,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年8月,山东省"无为金丹道"头子王仲笃却逆风而上,发动了一场震惊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拒银拥币”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在金融领域广泛开展群众性取缔旧货币、推行人民币的运动,即"拒银拥币"运动。同样,广西的金融货币市场也存在着以银元为代表的旧货币和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货币激烈斗争的情形。随着广西新政权的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开始整顿广西金融货币市场,适时开展了"拒银拥币"运动。经过两年时间的宣传和斗争,人民币基本占领广西全境市场,人民政权赢得了"拒银拥币"运动的胜利。     

官意与民意之间:1930年代广西的村街民大会

1930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大力加强乡村基层建设,推行地方自治,在村街设立了村街民大会。虽然新桂系一再努力,制定了各种规则,但村街民大会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也无法真正成为一个民意机构。不过,通过村街民大会,新桂系政权得以进一步向乡村基层社会扩张,巩固了其统治基础。     

延安时期“十一运动”是谁提出的

正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被称为全国的"民主模范区",其突出的特色,除了政治民主,就是十分完善的社会建设。边区通过大生产、劳模运动等方式,使绝大部分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是殊为不易的。在边区的各种社会建设中,"十一运动"广受关注。"十一运动"不是"十个一",而是边区开展乡村社会建设的"十一项"举措,大致可分为区乡、村、户三     

震惊总理的劫法场事件

“劫”法场惊动周恩来 1952年,为了巩固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以极刑。     

卢作孚的“中国梦”

被毛泽东赞为4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的卢作孚,早年受进步思想激励,投身革命救国;因残酷现实,继而转向民众教育和新教育试验,主张"学校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培育社会";受挫后,致力办实业,搞"乡村现代化";1950年,因痛感国民党旧政权腐败,从香港投奔新中国政权,继续践行其"中国梦"……     

揭秘冀察政务委员会——天津博物馆藏刘绍禹致程克信函解析

1935年,针对日本谋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国民政府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史学界历来对此政权的性质褒贬不一。本文通过解析天津博物馆所藏刘绍禹致程克的一组信函的内容,披露二人暗中运作成立"华北自治政权"的内幕,并探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     

“三位一体”：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构成及职能

抗战前晋察冀村政权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里,主要职责是完成官府交给的催征钱粮、征收摊款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村政权进行了成功的革命性改造,确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三位一体”的新型民主村政权。由此,村政权的职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由过去的攫取社会资源,变为支援抗战、改善民生、服务社会。新政权、新权威、新村治,边区社会治理走出了以往的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对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平息“无为金丹道”反革命暴乱

<正>回首这一案件,王仲笃等人真是蚍蜉撼树,可笑可怜!1951年春天,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年8     

“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

由于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乡绅自治化"的良性状态难以为继。在民初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政治建设中忽视"本土自治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乡村教育危机造成在乡绅士的"劣质化"。     

创新还是延续:“内卷化”理论的中国本土溯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借用戈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农业时所运用的"内卷化"概念,黄宗智与杜赞奇基于中国乡村史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农业内卷化"概念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农业内卷化"概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入"过密化"陷阱,现代工业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20世纪中前期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没有实现乡村资源的现代整合,反而造成普遍动乱。"内卷化"的解释体系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其实早在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已经指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过密化"问题,并得出依靠现代工业解决这一弊病的结论;他们还提出,当时国家政权对农村影响的扩大,不但未能完成既定目标,反而动摇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乡村权力结构的异化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失序。     

追溯先辈之识见: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与“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诸多问题上,不少学者对先前的主流意见提出了挑战,发表了不同于教条主义的见解,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对话与争鸣。然而,如果将学术史不是仅仅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是扩大视野,拉长时段,往回追溯,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新"观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学者提出乃至进行论证了。即便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虽然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入,但严肃或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并未间断,仍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主流意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新时期以来的"新"观点亦极为相似。如果没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不了解这一学术源头,而动辄自称为"原创"性研究,就是一种缺乏清醒的自大了。在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不妨放慢脚步,在前行的同时适当回顾,反思之后再往前走。只有如此,学术之路才能脚踏实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     

由“国治”到“乡治”的桥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的乡村师范学校

1928年国民党势力进入山东后,何思源主持教育工作,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创立遍布全省的乡村师范学校。通过深入考察其创建过程及其教师选聘和学生招考情况,发现此举正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和法令的结果。国家、省、县、乡村的行政链条在新政权下得以凸显,以往被认为"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也有其实质性的内容。在国民党人看来,党已掌握国家,或者说"国已治",而乡村却濒临破产,且有他党活动其间,所以谋求"乡治"已刻不容缓。于是乡村师范学校应运而生,并且被当作"国"通往"乡"的桥梁。     

“执政为民”的合法性解读

政权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执政的前提",执政为民"表明了我党执政权力的公众认可,是我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建构。依法行政是"执政为民"在制度的安排,是"执政为民"最终的落脚点。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乡政建设的困境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政权建设不健全、党员干部队伍有限的短期困境,福建省积极开展政权接管与建设,通过赋予农民协会部分政治性权力以执行过渡时期“准基层政权”职能的战略设计,普遍废除了旧保甲制度,助力乡村政治秩序、社会权力结构重建,乡村政权建设工作顺利完成过渡。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史志功能探析

以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史志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村史志是乡村治理专属的文化资源。编修村史志,可培育村民自觉,激发村民自治意识;善用村史志和村规民约,夯实乡村法治基础;挖掘村史志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德治促进乡村和谐。用心编好村史志,充分用好村史志,尊重乡村文化之魂,促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体系真正植根于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稳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