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专”问题的讨论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掀起了颇具声势与规模的关于＂红专＂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红＂的概念界定不清,将＂红＂与＂专＂割裂对立开来,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很大混乱,教训深刻。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变迁

在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乡村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在以城市化、现代化为指标的评价体系中,乡村及其文化往往被视为落后、改造的对象,以致于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被忽视。因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乡村及其文化。在保护乡村文化上,要尊重其变迁,追求一种和谐发展的农村发展理念,使乡村成为我们未来的精神家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以陕北地区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学的民俗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乡村妇女研究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乡村妇女及其日常生活展开的民族志书写大多可以归入其“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与此前民俗学研究多由男性研究者通过歌谣、故事等来言说乡村妇女相比,这些工作主要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女学生来完成,她们直接深入乡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实践而非仅仅着眼于口承叙事。乡村妇女既是其主要调查对象,也是其民族志书写的核心。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妇女日常生活整体图景的民族志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妇女史史料价值,还为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建立了一种新范式。不过,阶层鸿沟的存在决定了这些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女学生难以平视乡村妇女,而是眼光向下、聚焦于社会改良,其所勾勒的乡村妇女日常生活图景是被摒除了亮色的苦痛之像与愚昧之像。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年忆 “年”的变与不变

正说过年,有写不尽的回忆,也有道不完的新鲜。年文化,恐怕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里最深最广的一种,没有哪件事比过年更加隆重。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和理想相互渗透和转换,便有了年的意味。所以,一切好吃好穿好玩好愿望,都要放在过年来尽情尽兴。过去,老辈子们平日竭力勤俭,岁时极尽所能,过年是一种理想生活的实现。现在,人们被时代     

“乡村地域性”文化挖掘实践——以遵化市马兰峪镇惠营房村为例

基于乡村地域性挖掘文化资源,科学分析资源优势,有利于乡村规划的有机发展。文章立足于实践,以惠营房村为例,从历史文脉、乡村格局以及建筑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以期抓住地域性特质,进行梳理研究。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仪式变迁与文化改造——以定边县卜掌村为例

定边县卜掌村作为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开展文化改造的模范村,相关仪式的展演与变迁浓缩了边区乡村文化在传统“乡俗”基础上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仪式对文化象征意义的传递功能不可忽视。以卜掌村为典型,仪式的运用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转变乡村民众文化观念的有效方式,为中共在边区乡村塑造价值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助推力。卜掌村仪式变迁的历史叙事及仪式的价值观传递功能为中共的乡村文化改造工作做出了特有的历史贡献。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变迁简

在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乡村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在以城市化、现代化为指标的评价体系中,乡村及其文化往往被视为落后、改造的对象,以致于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往往被忽视。因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乡村及其文化。在保护乡村文化上,要尊重其变迁,追求一种和谐发展的农村发展理念,使乡村成为我们未来的精神家园。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内容提要 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富农的代内流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揭示着时代进程的历史特征。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富农的生成及其存在,对于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始终是既具有内驱力也有着引领性的社会力量。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通过富农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20世纪30年代江南市镇的经济社会实态——以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步入从传统到近代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到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近代因素,由于30年代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失去了发展原动力,朱泾经济依然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延续,鲜有突破。可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不是同步的,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艰难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30-40年代,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学界仍有影响,有的学者对它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介;有的学者在将其运用、发挥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对这些情况,近年来出版的文论涉及较少,本文特加补述。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

对于1930年代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仅从政治思想斗争及国民党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展开研究是不够的.争论的背景和相关论述表明,它更主要是立足于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等相关联系的多种认识.     

基于社会-文化价值重构的乡村复兴——以意大利“内陆地区”为例

遗产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的社会-文化价值通过和经济价值的协同作用,共同提升了所在地域的整体价值。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进一步延伸到脆弱的乡村地区可以发现:共同创造、地方知识、地域认同、社会交往四个关键要素在营造乡村复兴良好环境中的作用。同全世界范围内的乡村一样,意大利内陆乡村地区正面临人口减少、本土意识丧失的问题,为此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上展开了一系列项目。本文以乡村地区社会-文化价值四要素为脉络,结合对意大利内陆乡村地区不同项目的跨学科合作、共创方式、工具与能力建设的分析,建立起以社会-文化价值重构为核心的乡村复兴模式。这是一种内生的、基于“地方”的方法,为探索我国乡村振兴之路及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国家提供一定的借鉴。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红色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探析——以郑州黄河文化示范带为例

本文以当前郑州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痛点问题为出发点,提出红色文化融合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观点。阐述“以文塑旅”思想对郑州文旅产业发展的深远意义,探析郑州红色文旅发展现状,并提出适合郑州红色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的建议,希望可以助力河南乡村振兴。     

吾民讲吾村 乡音叙乡村——村庄口述史“吾村吾民”项目实施报告

由溧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实施编纂的"吾村吾民"系列丛书,是江苏省首个系统化推进的村庄口述史项目。该项目通过采访的方式,由村民口述自己的村庄记忆,汇集乡民口中的"原味",记录乡村变迁的"风云",见证时代发展的"足迹",以此传承发展乡村文化,滋养乡民精神家园,让每个村民身上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气神,从而激发广大村民投身乡村振兴。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以北京为例

文化消费的比重较大是小康型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率先实现了小康,在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不断增加的基础上,文化消费的内容日渐丰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教育消费比重增长迅速、书报杂志消费异军突起、文娱消费浪潮不断高涨、旅游消费持续升温、休闲消费成为时尚。随着人们的视野开阔和思想解放,文化消费的领域仍在扩展之中。与乡村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相比较,北京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     

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

乡村危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爆发的具有意外性、聚集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的危机.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衰退危机,其“发展危机”的特性十分突出.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城乡背离化”发展所导致的乡村危机,与传统社会以土地或财富集中而形成的“两极分化”全然不同,整体上呈现“普遍贫困化”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达极点,加之其他因素的推助,乡村危机猝然爆发,且愈演愈烈.     

论租佃关系的日常性状——基于20世纪30年代苏州“打催甲”的考察

对于租佃关系的性状,不同的生活群体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认识。作为租佃关系的一方,生活于苏州东乡的佃农,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境况下,撕破平素温厚的面纱,对强横逼租的催甲发起攻击,衍为生存压力下的集合行为。在佃农看来,租佃关系的日常状态,无论是平素维持,还是一时变故,只是不同个性的地主及其代理人(催甲)与自身生活交往的一部分,而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地主阶级的劳动占有关系不大;是为租佃关系的日常意识,或称模糊的阶级意识,它体现了日常世界的时空观和道义观。与佃农的日常意识不同,社会精英关于租佃关系的阶级意识源自对抽象社会结构的理性剖析;是为租佃关系的非日常认识。这样的认识难以改变佃农的生活选择及其日常逻辑,而后者也是实际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值得社会史学者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