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清末藩部地区筹备司法改良探微北大核心CSSCI

清承明制,针对蒙古、西藏各藩部实行一套不同于内地的"理藩"司法模式,但至晚清,随着内外危机的加深,清廷开始对藩部司法进行改良,以推进藩部地区新政,实现传统藩部与内地省份司法治理上的统一。为实现此目标,清中央政权、具体负责藩部事务的地方官员分别做出努力,围绕旧律废除、新律修订,司法人才培养,各级审判厅、检察厅设立,进行尝试,肇启了传统边陲地区司法近代化之路,推动了藩部地区法制的进步。     

清末藩部地区筹备司法改良探微

清承明制,针对蒙古、西藏各藩部实行一套不同于内地的"理藩"司法模式,但至晚清,随着内外危机的加深,清廷开始对藩部司法进行改良,以推进藩部地区新政,实现传统藩部与内地省份司法治理上的统一。为实现此目标,清中央政权、具体负责藩部事务的地方官员分别做出努力,围绕旧律废除、新律修订,司法人才培养,各级审判厅、检察厅设立,进行尝试,肇启了传统边陲地区司法近代化之路,推动了藩部地区法制的进步。     

试论藏传佛教的王朝化与国家认同——以清朝敕建藏传佛寺为中心的考察

藏传佛教的王朝化和国家认同是清代宗教同国家关系的重要表征。清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藏传佛教寺庙的政治功效及其在"大一统"王朝进程中的政治价值,由清廷敕令修建了一系列藏系庙宇。这些庙宇分布于中原和藩部,它们构成了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域,也体现了边疆地区宗教被纳入中央王朝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植入和对敕建庙宇的"官衙化"改造,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朝廷有效治理蒙藏民族及边疆地区的机构职能的同时,也成为清廷主导构建政治认同和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域与通道。     

清末民初鼎革大变局下动荡边地的个体应对——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在库活动探微

清末鼎革之际,外蒙古局势亦发生骤变,云集于库伦的王公活佛乘武昌起义之机,尽逐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诸官员,导致清廷与库伦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危急之际,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勇肩重任,不断向清廷汇报该处情报、上呈治乱方略。同时他又担任抚辑委员,竭力保护在库内地商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民国成立后,顾保恒继续履行以上职任,直到民国元年十一月被迫"出奔"后,才结束其卫国护商使命。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之际,顾保恒之类的时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其努力不能忽视。同时,他们应对边疆危机的不足及所遗教训,亦为史鉴。     

论舒尔哈齐

舒尔哈齐何许人也？清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同母之弟。明朝人称他“多智习兵”,“骁勇雄部落中”;朝鲜人说他“有战功,得众心”。清朝典籍对他的多智骁勇与有战功,得众心,受部众爱戴之情则隐没不记,讳言真相。甚至入关之后撰写的于努尔哈赤诸兄弟无不立传的《开国诸王公大臣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官书都将他排除在外。     

清代“藩部”一词考释

“藩部”是清代概念。清以前的古代史籍中早已有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关于“藩客”、“番族”的记载①。古今辞书和典籍中多有藩、NEF76、蕃、番等字的记录和解释。国内外有的学者关于藩或藩部、番部虽有论述②,但专门就“藩部”一词论述则不多见。本文拟以北方民族和清代蒙古等少数民族为例,试图对藩与藩部略作考察,以祈教方家学者。辞书载,藩同NEF76,又通蕃、番。其含义：一是指篱笆,引申为屏障;二是遮蔽;三是用篱笆围起来;四是沿边、领域,指偏远地域或边疆地区;五是藩国、藩镇,指古代王朝的封国、侯国、属国、属地,或指域外…     

清初广东盐场社会研究——道光《新宁县志》“赵升传”释读

清初"三藩之乱",清廷对藩王在地方上的经济活动多所揭露。以广东为例,康熙20年(1682年)两广总督吴兴祚曾上奏疏,"言尚之信在广东横征苛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1]其举"盐埠"之害:"自藩下入粤,     

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分析

沿袭诸多明制的有清一代,创建了用少数兵力控制辽阔疆土的八旗驻防制度,不同时期建立的"满城"即是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直省驻防满城是清廷设置在各行省的驻防城,其意在弹压地方、节制绿营.直省驻防满城的选址有其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这些因素及原则不仅反映出清廷掌控国家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暗含着清廷从早期在各行省设置驻防满城的犹豫,到平定三藩后对全国设置驻防满城的重视,再到通过兴建满城来缓解旗人生计的直省驻防发展过程.分析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有利于从多角度看待直省驻防,从而为与直省驻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依据.     

三藩之乱《平定诏》颁布之后——耿精忠与尚之信

本文挖掘利用海外日本、朝鲜流传和国内的罕见史料,揭示了康熙帝颁布"三藩之乱"《平定诏》之后发生的一系列隐秘史事,如叛乱者耿精忠实际是在《平定诏》颁布之后才被处死的,其延命实因朝中索额图等人的关照;史料传闻尚可喜实际支持了尚之信行动;康熙帝将参与清查尚之信的诸多官员处以杀头重罪实为销毁有关证据等等。该研究对有关"三藩之乱"研究既有结论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内务府管领中的“尚藩”人口

关于清廷平定"三藩"问题,学界已有研究。其中有关"三藩"余部编入内务府管领史事,因汉文史料语焉不详,迄今鲜有涉及。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十件满文档案(康熙朝九件,雍正朝一件)为基本史料,以管领中"尚藩(尚之信)"人口为重点,就其来源、成分、分布、待遇等问题加以考察,进而说明管领人员的内部差异及变化。     

清末法政学堂自修科考

清末"预备立宪,百度更新",清廷认为只有"竭力劝勉官吏,使之讲求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之准则",新政方有制度之根。对于"未服官之人",各省法政学堂已开设正科、别科等进行西式法政知识的教育。而如何向庞大的在职官员推广西式法政知识,则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湖南法政官校设立自修科,让候补官员领取法政学堂校外讲义,自行研读并加以考核。宪政编查馆对这一学习模式加以变通,将适用对象推广于在职官员,并咨令各省法政学堂一体遵行。法政学堂自修科的设立,有助于清末政府官员完善知识结构,也有利于这一群体适应新颁法律的需要。     

清代吉林乌拉至爱辉驿站站丁身份的初探

<正>清代康熙年间,清廷为抗击沙俄入侵,在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至爱辉建立25个驿站,这些驿站的站丁来源及身份,至今仍众说纷纭。有些文章说上述驿站的站丁是清廷"发配"的罪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清史编年》记载:平定"三藩之乱",清廷有明确的招抚政策在吴三桂起兵叛清之后,清廷在平叛的过程中,康熙帝始终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从康熙十     

清代贵州苗疆屯政革废与内地化

雍乾时期,清朝在贵州新辟苗疆实施军事戍防与屯田政策,起到了统一苗疆、镇慑地方的作用。因屯、民田土相争,屯政弊端显现,间接导致咸同时期贵州苗疆爆发民变。其间,地方官员试图借用湖南苗疆设屯经验进行改革,却未从根本上消除贵州苗疆的隐患。战事平定后,地方官员在战后重建中再次通过设屯解决安置民众田产及军户裁撤的问题。随着军、民与土著族群的融合,贵州苗疆屯政形同虚设,至清末并入地方州、县管理。贵州苗疆屯政制度变革的过程,反映了清廷在边疆地区制度设计、调适与转变等一系列内地化进程问题。     

清末“立宪”幻灭的四大原因

<正>清末"立宪",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下诏宣布"变法"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廷覆亡前夕这段历史时期里,清政府在迭经内讧、     

书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副研究员著《〈皇朝藩部要略〉研究》,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该书是《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的修订版。该书第一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和张穆进行了详细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及版本进行细节性研究。第三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史实考证,主要对"卫拉特"、"厄鲁特"进行了考辨,对内喀尔喀五部中的斋赛进行了史实考证,对外喀尔喀硕垒     

书讯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副研究员著《〈皇朝藩部要略〉研究》,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该书是《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的修订版。该书第一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和张穆进行了详细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及版本进行细节性研究。第三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史实考证,主要对"卫拉特"、"厄鲁特"进行了考辨,对内喀尔喀五部中的斋赛进行了史实考证,对外喀尔喀硕垒     

李秉衡的“拳乱首祸”身份问题

<正>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义和团运动被清廷与列强联手镇压。倒在血泊中的除了成千上万的拳民之外,还有很多忠于或声称忠于清廷的王公大臣,这些人被列强冠以"拳乱首祸"的罪名,"惩凶"也就成为辛丑议和的主要议题之一。清人笔记谈到庚子殉难诸大臣时,有"一亲王,三总督,一巡抚,两将军,一大学士,六尚书,卿贰以下亡算"1的说法。然而这些生前身后被冠以"首祸"罪名的人,是否都是"罪有应得"之人呢?身列"三总督"之一的李秉衡,其首祸罪名就十分值得商榷。     

赴日观操与清末军事改革——以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为线索

清末政府派员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是其学习日本以推动军事改革的重要方法.自1898年起至1911年止,清政府派员赴日观操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起初清廷放权地方督抚派员,1903年后转为清廷直接派员,收束地方派员权力.就观操员在日本考察的情况而言,考察内容主要包括共同观摩特别大演习,以及军事演习之外的一系列考察,但他们的侧重点、学习效果不尽相同.清政府持续十数年派员参观日本特别大演习,对清末军事改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是未能将日本军事经验有效地吸收并转化到清末军事改革的实践中,最终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近代军事力量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