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弨《群书校正》的真伪及其价值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群书校正》,《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卢文弨撰",其体例类似《群书拾补》,为校记汇编之作。然而,与《群书拾补》被广泛称引不同,此书鲜有学者提及或利用。;因此,有学者提出此书非卢文弨所撰。若此论成立,以此书为依据的研究成果都将存疑。作为清中期重要的校勘学家,卢氏校勘成果向为学者所重,故辨明此书真伪,对于认识此书价值及推动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国图藏《清芬外集》所收乾嘉学人致刘台拱书信考论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刘宝楠辑抄本《清芬外集》中,有乾嘉时期重要学者如姚鼐、任大椿、李惇、翁方纲、卢文弨等人致刘台拱函,未收入诸家文集,亦不见于刘氏遗书。其内容除告知近况和寒暄之辞外,还涉及古籍校勘和经典研究的具体问题。文章对诸函写作时间及内容进行考证,并考察了刘氏与诸人交往论学之始末。在此基础上,结合清中期考证学思潮及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可分析相关学人的治学理念。     

怎样运用音韵学知识从事校勘

我国古籍在长期传抄、刻印中往往产生错误,如讹文、脱文、衍文、倒文、脱简、错简等等大量存在.历代学者,尤其清代学者如卢文弨、王念孙等人,在纠正古书的错误上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这就是校勘之学.做校勘工作需要的知识很多,如文字学、训诂学、逻辑学、语法学等,而音韵学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因为古籍中有的是韵文,如《诗经》《楚辞》等,即使在散文中也往往用韵,如《易经》《尚书》《三礼》《三传》《老子》《庄子》《墨子》《荀子》《论语》等等.如果在韵脚处有校勘问题,往往可以根据押韵的情况,推断出原来的面貌.     

《广校雠略》在张舜徽学术著述中的地位

<广校雠略>为张舜徽文献学的发凡起例之作,体现其最基本的学术思想和风格,规定他后来的学术历程,"乃至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面貌".张舜徼治学归综于清学,<广校雠略>是其清理清学的起点,对他后来全盘整理和研究清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谈苏轼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探讨古人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不但可以了解他们对整理研究古籍的贡献,而且还可以为今天的古籍整理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北宋时期,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是有成绩的。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使古籍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北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对古籍的聚集、审查、删补和整理研究,产生了《崇文总目》目录著作,编辑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鸿篇巨制。在这种风气下,不少学者纷纷从事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例如,在文学方面,整理刻印了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的集子,在经学方面,传注家蜂起,仅《易经》一书,有名的注本不下十几种。苏轼就是这些整理研究古籍学者中的一个。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真知卓见的学者。他谈自己的治学时说: 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 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 则惑矣。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 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东坡集》卷二十 八《上曾丞相书》）     

北宋时期的校雠机构及其制度

我国的校雠事业肇端于先秦,初兴于西汉,但那时还没有专职的校雠机构与专职的校雠人员.刘向、刘歆校书,皆系皇帝临时委派.直至东汉章帝设立兰台令史,始有专司校雠之职.恒帝延熹二年创建秘书监,才开始建立专门的校雠机构.唐时,校雠事业曾非常兴盛,秘书监弘文馆、崇文馆、司经局、集贤院等皆为校雠的专职机构,设有校书、正字等“典校四库书籍”的专职.宋代的校雠事业更为发达,但校雠机构与校雠专职人员不象唐时那样分散,而是集中在一处.本文仅就北宋时期的校雠机构及其制度作一初步的探讨.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绍评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是台湾图书馆界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重大成果之一.古籍整理,首先应由古籍书目的统计、整理始,而善本书目在一切古籍目录中尤为重要,所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编印出版,不仅是台湾图书馆事业的重大成绩,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重大成果.它可与1986年大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只见经部)成为双璧,可谓炎黄子孙的共同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说文段注》校释群书述评

清代校释群书,名家辈出.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等,受到学术界一致推崇,享誉天下.在这个领域也有贡献甚大,而世人重视不够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便是一例.     

贾谊对孔子礼教思想的因循与发展

正贾谊的学术思想具有"颇通诸家之书"的特点,但从学术思想本质而言,无疑属于儒家。西汉刘歆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9页)以校勘古籍称名于世的清人卢文弨在《重刻贾谊新书序》中说:"西汉文、武之世,有两大儒焉,曰贾子,曰董子,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北京:中华书     

初探成都市图书馆馆藏之家谱

家谱在我国古籍里占有特殊地位,在部类上,属五大部类中史部的传记类。在封建时代,它发挥着睦亲敦族、认宗归祖的社会功用,是我国传统社会“以孝治天下”、“治天下”先“齐家”思想之反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缩影。家谱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化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家谱是古籍整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朝目录学家章学诚

清人章学诚(1738—1801年)是乾嘉时期浙东朴学大师,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并没参加史馆工作,却撰写了并预修了七部地方志书,树立了方志界的新楷模。章学诚继承了刘向、郑樵校雠目录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校雠通义》讲明求书、治书、校雠、著录,参考利用,保管流传等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倡议编辑人名、地名、纪元等韵编,编辑史学别录,并完成了三百余卷的《史籍考》,在目录学上或图书馆工作中,贡     

卢文弨校勘学述

卢文弨在校勘上属于博涉一派,然而他的博涉却是以专精为基础的。文昭校勘的卓著成绩,得力于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方法。粗浅分析起来可得以下数端:1.广罗异本,以对校为基础具备众本是校勘的第一前提,因为书籍在传刻中出现的谬误,只有未误之本才是最可靠的回改依据。如果罗致的版本不全,就会直接影响校书的质量,如果遗漏了重要版本(尤其     

刘向校书详析

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是一次长达二十多年的群体性的工作。从搜集到整理书籍,他们作了大量细致的校雠工作。后世乃至今日所见之古书,很多是当时整理的成果。他们整理时是有明确指导思想的,即当时“主流”思潮———儒家的思想。所以,这次大整理,既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既为后世研究传统文化保存了大量资料,也理所当然地引发出后世的一些辨伪、辨疑工作。     

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到了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刘攽、沈括、洪迈、王应麟等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却有二位独步当时的人物。一位是郑樵,他在《通志》中设《校雠》、《图谱》、《金石》三略,不仅扩大了文献的范围,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有一定影响。①另一位便是朱熹,他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家,他把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引入史学领域,强调用理学去统率指导史学,把“理”作为历史评价的最高标准,充分显示出其史学的理性色彩。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认为理学离不开史学,需要史学为之体现,所谓“理无事则无所依附”,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义理“万可见用”,否则便是“凭     

读贾谊《新书》札记

贾谊是汉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对后代很有影响.但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因为流传久远,讹误增窜之处太多,至今没有一个理想的定本.卢文弨、俞樾、刘师培、陶鸿庆等前代学者曾对贾谊《新书》做了许多校订工作,但阙疑或说错了的地方也还不少.前几年与师友同读《新书》,间有所得.今不揣浅陋,就前人校勘数事略陈己见,以求正于方家.     

漫话古籍今译——兼评《周礼今注今译》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大量工作中,与广大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算是今注今译,特别是用现代语言翻译艰深古籍的今译工作.关于古籍今译工作,郭沫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充分估计到了它的重要性,他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对这个重要观点,他论证说:“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则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隐,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     

宋代医学古籍整理与研究浅论

宋代医学古籍研究和整理的成就是前代所不能此的。《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医学古籍就有五百零九部之多。现存经典医著《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千金要方》等的最早版本,都是宋代“校正医书局”刊刻的,这在医学史上是功高千古的大事。在本草古籍的整理上,在经典医书的研究上,在各种方书的搜集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宋代在医籍整理与(?)究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清朝目录学家章学诚

清人章学诚(1738年—1801年)是乾嘉时期浙东朴学大师,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未曾参加史馆工作,却撰写、预修了七部地方志书,树立了方志界的新楷模。章学诚继承刘氏向、歆父子和郑樵校雠,目录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北宋时期的古籍整理

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宋政权,是一个重视“文物之治”的王朝,他们曾对古籍整理进行了长时期的工作。一北宋时期为了保存古籍,曾对散佚古籍进行了多方面的收集。我国在宋代以前,官藏典籍,据欧阳修《新店书·艺文志序》说,历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再加上当时整理的佛、道经典九千五百卷,计有九万余卷之多。它反映了     

《文献学讲义》介绍

您了解目录、版本和校雠的起源和演变吗?您懂得目录的分类方法吗?您会识别古代各种版本吗?您知道校雠必须掌握哪些知识吗?……有关目录、版本的校雠等方面的问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文献学讲义》中都能找到明确的答案.《文献学讲义》是已故复旦大学教授王欣夫先生于1957——1960年间在中文系讲授“文献”学课程时的讲稿.王先生毕生致力于目录版本之学,书中搜辑、征引的材料详实丰富,许多院校曾据以翻印作为教材.这部讲义共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