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全事丰 图文并茂——读《临汾市志》札记

临汾有志始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民国22年(1933)曾九次纂修,2002年问世的这部《临汾市志》已是第十次修纂。临汾古称平阳,自秦至今两千余年一直是郡、州、府、道和地区的治所或驻地。地处黄河中游田肥水美,物产丰富,兼之长时期府县同城促进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1971年城乡分设为临汾市和临汾县,1983年县并入市(县级),属临汾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人文始祖尧帝建都之地,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临汾有重视方志的传统,300年前曾将孔子68代孙、《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请到临汾修《平阳府志》。1979年,时任临汾市委组织部干事的李百玉…     

《临汾县志》(1933年版)编撰始末及其特色探析

隋唐以来,临汾县一直是平阳府的首府之地,其在古代中国北方的经济与文化地位都颇值得一述,尧都文献首推《临汾县志》,自明以降,屡修屡新,薪火相传,现在保存下来的县志亦十分丰富,其中民国22年(1933年版)《临汾县志》上承明清传统方志,下开近代方志之河,是临汾方志书写转型的关键之作。研究《临汾县志》(1933年版)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民国晋南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而且对我们研究近代方志书写的嬗变大有裨益。     

对江苏续修志书的总体构想

就全省而言，江苏大规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基本格局是：县、市志先于省辖市志，县、市志和省辖市志先于省志，而省辖市的区志编纂除部分自发启动，相当一部分直至1997年才列上省志办工作议程，开始组织发动。经过20余年努力工作，     

《南齐书·州郡志》文本溯源与年代断限

与《宋书·州郡志》相似,萧子显所撰《南齐书·州郡志》也源自国史。萧齐建元二年所定国史编撰体例将《州郡志》与《百官志》合二为一,使得国史《州郡志》形同简目。在此基础之上,萧子显将上至永明元年,下至永元初年的累年国史《州郡志》进行叠加,再藉有限资料加以补充、调整,于是便直接承袭了国史《州郡志》的简陋。《南齐书·州郡志》中出现的大量郡、县双列现象,正是萧子显叠加国史《州郡志》而又疏于检点的结果。至于其所列政区错讹、州郡之间断限不一等现象更是不一而足。由此可知《南齐书·州郡志》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断限年代。萧子显所欲展现的只是在保证其所能知晓的最晚的行政区划基础上,保留永明元年至永元初年之间政区名目及隶属关系而已。     

感悟修志

亲历修志方知难,感慨良多有万端。从读《临汾县志》、建议全国修志并得悉总书记胡耀邦“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的批示,到亲自总编《临汾市志》,20余年的艰辛探求总算修成“正果”,为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答卷。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人民的期望,集体的奋斗,才是本志最终得以问世的保证、源泉和基础。这是笔者感触最深的体会。自民国22年(1933)第8次编修《临汾县志》至2002年,70年间临汾未曾修出县志或市志。党和人民需要一部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胡乔木1980年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编纂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     

加强领导 众手成志——编纂《临汾市志》的实践

临汾古称尧都平阳,今名临汾市尧都区,历史上明清民国时期修过8次《临汾县志》,1948年解放以后至1983年,临汾县、市未曾修志,人们盼望能看到新的县、市志问世。如何弥补记述临汾上至帝尧时代下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跨越四千余年间的历史?1979年,时在中共临汾县委组织部工作的李百玉同志读了《临汾县志》,即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全国修志的建议,得到胡耀邦同志的重视并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 1983年,临汾县并入临汾市,1985年始成立“临汾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局级办公室,正式开始市志编修工作。至1998年10月,由于种种原因,编…     

临汾市召开全市修志工作会议暨《壶口志》《小西天志》首发式

本刊讯2004年12月14日,临汾市修志工作会议暨《壶口志》、《小西天志》首发式召开。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薛荣哲、省史志院院长樊吉厚、临汾市领导张茂才、王国正、张克强、张岗望、张北管、苗元礼等出席了会议。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作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创我市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薛荣哲、樊吉厚、张茂才、王国正分别为《壶口志》、《小西天志》首发揭封。薛荣哲在会上指出,修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2004年临汾的社会经济发展名列全省前茅,这是临汾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丰硕成果。临汾是…     

西安东郊出土唐代《王颙墓志》疏证

《唐王颙墓志》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东郊陕西钢厂附近出土,1985年为笔者收藏。墓志署葬期为大中二年(848),志石高43厘米,宽47厘米,厚10厘米,无志盖。志文连题26行,每行20余字不等,共520字,行书。张模撰文,无书者名。志石四侧饰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朝服持笏像并灵芝云纹图(图一)。鉴于墓志自出土后迄今未刊布,兹椎拓拍摄、录文考证而披露之。     

《临汾市志》出版

本刊讯 新编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临汾市志》,以其明确的指导思想,开阔的全方位视角,严谨的治学精神,规范的志书体例,翔实地记述了临汾四千余年间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是临汾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部代表力作。 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唐尧在此建都;晋代刘渊亦在此建都;宋金元时期,临汾是中国北方印刷出版、戏剧活动中心;近代以来,尧都作为晋南的政治军事和波澜壮阔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心,在本志中得到充分展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改革开放20年的伟大成就以及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尧都区乔李村的生动时刻,本志均有详细记述,突出的时代特色…     

别具一格的《阳城县志》

阳城为晋东南古邑,自汉初置县,具二千余年之悠久历史。傍山倚水,资源丰富。其志地方者,肇端于金之图经。明以来,修志殆十有三次,志业不可谓不盛。其最后一部志书,距今殆70余年。1980年,阳城新编县志,始有定议,设立机构,配备人员,正式投入编纂工作。历时十年,几经琢磨,于九十年代初,方告成书问世,其艰辛困难,自在意中。所幸诸层领导与在事诸君,戮力同心,使阳城新编志书之伟业,终底于成,此不可不为阳城贺。     

西安东郊出土唐代《王顒墓志》疏证

<唐王顒墓志>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东郊陕西钢厂附近出土,1985年为笔者收藏.墓志署葬期为大中二年(848),志石高43厘米,宽47厘米,厚10厘米,无志盖.志文连题26行,每行20余字不等,共520字,行书.张模撰文,无书者名.志石四侧饰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朝服持笏像并灵芝云纹图(图一).鉴于墓志自出土后迄今未刊布,兹椎拓拍摄、录文考证而披露之.     

一部认识尧都、研究尧都的传世之作

临汾(今尧都区)历史上共修过8次《临汾县志》,明清时代有7次,第八次是在公元1933年即民国二十二年,至2002年已经有70年没有新编志书了。这期间,中国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几个重大历史时期,临汾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是中华民族兴衰的一个缩影。临汾县、市几经分设、合并,行政区划不断变更,2000年又撤销行政公署设立地级临汾市,原临汾市随之改为尧都区,临汾的历史再次掀开了新的一页。《临汾市志》以其300万字大容量的鸿篇巨…     

明清时期太仓州城的“里铺”

太仓州城"里铺"始见于崇祯《太仓州志》,按其记载可将其渊源追溯到元末明初太仓筑城设立卫所之时。从明初卫所管辖的城中巡警铺,逐渐演变为明清州县所属的基层行政组织和徭役承担单位。"里铺"主要负责维护城市治安,并具有部分社区诉讼功能。直至清末,16个"里铺"的空间格局与社会职能变化不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生命力,成为太仓城内最重要的基层管理组织。     

为改革开放树碑立传的佳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读后

入伏初日,收到了自渤海湾畔寄来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志》（以下简称《泰达志》）,顿时眼前一亮,尽管暑热难耐,然疲乏之气顿消。细细品读,不禁有感而发。     

春秋筍国兴灭暨地望考--春秋晋国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一

姬姓笱国当封于西周初期,其地在今陕西省旬邑县东之枸邑故城,周成王初年,笱国被陟封于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之临汾故郇城,笱国后为晋所迫,沿汾河流域南迁至今山西省临猗县之故郇城,晋武公三十九年(前677年),笱国为晋所灭,其遗族东迁于今河南省宜阳县南,笱国旧地遂并为晋邑,封于晋大夫原氏黯为采邑。     

银川市志办在成都举办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骨干培训班

自银川市二轮修志启动以来,银川市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成都培训班是全市性的第二次业务培训。来自不同部门的30余名编修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班从2006年6月10日开始,至6月19日结束,共计10天。此次培训主要是由银川市志办负责组织,成都市志办具体承办。围绕续志的篇目和大纲设计,承修部门的具体操作,资料收集、资料卡片、资料长编和志稿初撰,述体资料的收集与志稿初撰等进行了讲解,对典型的资料长编和初撰志稿进行了点评。培训期间,大家还学习讨论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认为此条例的颁布改变了长期以来地方志工作无人问津的局面,使地方志工作有法可依,它必将进一步推动银川市二轮修志工作。     

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考述

安元寿在两唐书均无传,诸史书也多无记载,仅《唐会要》卷七十二记,永隆二年(681),安元寿曾以夏州群牧使奏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原昭陵文物管理所发掘了安氏墓,得安元寿及夫人翟氏墓志,始知安元寿陪葬昭陵。两志石保存较好,志文对安元寿及夫人翟氏生平事迹记述甚详,自当补史书之阙,有些记载足以纠史书之谬,也为研究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根据两志内容,联系史书有关记载,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安元寿的族系安志记,元寿曾祖弼,祖罗,父兴贵。《旧唐书·李轨传》云:“初,安修仁之兄安兴贵在长安”。又云:“初,轨之起也,     

《阶州志集校笺注》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识之士多方呼吁编修新志,惜以世事多端,百废待兴,尚难全面展开。后复以“文化大革命”劫难,修志事业几于停顿。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修志事业方获认同而积极落实。于是各地纷纷建立三级修志机构,拨定专款,组织人员,先后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历二十余年,乃成各级志书达数千种,一时称文化之盛业。至若旧志继承,     

志书篇目设计之避忌

李泰蔡云：“纂志之道故多,而门类标题,则为首要”（《方志学》）。瞿宜颖《志例丛话》也指出：“夫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之力。”于此,可见志书篇目重要性之一斑。篇目设计,一要全面反映实际情况;二要便于归纳组织材料编写;三要符合志体要求。要从实际出发,自成体系。兹将阅读部分篇目所得,略加归纳,以供参考...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

以往学界根据《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将广汉郡置年定于高帝六年(前201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透露出吕后初年不存在广汉郡。通过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关史事的考辨,可以将广汉郡的置年限定在武帝元光三年(前133年),与犍为郡的设置时间相当。广汉郡与犍为郡是武帝为适应唐蒙开南夷之新形势,全面调整巴蜀地区郡级政区的产物。明确广汉郡、犍为郡置年,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汉书·地理志》注记西汉初年郡国建置沿革之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