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村社灾情碑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南方以涝灾为忧,北方以旱灾为患,即古人所云“南方伤水,北方伤旱”。清光绪三年至四年,北方相继发生了数百年来未有的大旱灾,殃及山西、陕西、河南数省,而其中山西晋南地区旱灾最为严重。灾后,晋南地区纷纷刻碑撰文,真实记录了大灾的灾情。前日翻阅欣赏由王大高先生主编的《河东百通名碑赏析》一书时,其中的一通碑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碑文名为《村社灾情碑》。细阅其中内容,记录之翔实,数据之详细,个例之典型,描述之生动,正是正史之缺,为研究北方灾害个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下面结合史料,就《村社灾情碑》碑文进行分析。《村社灾情碑》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由安邑生员范椿荣撰写,原砌于万荣县贾村乡杜村电工房墙壁上。青石,横幅,高30厘米,宽56厘米,厚度不详。碑阳楷书。全文如下:“尝思天灾流行,何代蔑有?!所最重者,莫如光绪之三、四年耳。三年,夏田薄收,秋田全无,麦未下种。至四年二三月,麦米大长,每斗重三十斤,价银三两七八。人无度用,报食草根,草根已尽,刮吃树皮,树皮亦完。道路中饿莩累累,田野间青草濯濯。八口之家,死已过半;十室之邑,生仅二三。旱久而宽,无处可逃,实有吃人肉而炊白骨者,甚有自食其儿女者。此时我皇...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河南省战时损失调查报告

Ⅰ绪言自二十七年起豫省即一部沦入敌手,近年来旱灾、蝗灾、匪灾及黄河泛滥等灾相继而至,迄三十四年秋季止,全省一百一十县中儿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二十七年之黄泛与三十一年之旱灾,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三百万人,其灾祸之重,实为全国所罕有。本署召[有]鉴及此,爰于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由调查处派敬之会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穆懿尔(Reymond.T.Mayer)与专员班乃尔(Mildred Bonnell)二氏暨农林部代表王绶由渝经陕赴豫实地视察该省战时农业损害概况,但实际调查时除着重搜集农业资料外,关于难民、医药卫     

晚清渭河沿线地区旱涝灾害的时空特征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之一。通过小波分析、突变检验等方法复原晚清渭河沿线地区旱涝的时空变化状况,发现该区域旱涝灾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空间差异性、周期性,且存在突变。从时间上看,1844—1880年为中度、重度旱灾多发期,1880—1911年为中度、重度涝灾多发期,且短期内旱涝交替频繁。从空间上看,渭河上游沿线属于易旱地区,中下游大部分区域为易涝地区,旱涝趋势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渭河沿线地区夏秋两季易发生连涝,春夏秋三季易发生连旱,季节性的旱涝对传统农业社会造成较大威胁。整体上,旱涝灾害以17到18年的周期最为突出,呈现中小周期变化特点,而在1883年、1890年及1898年存在明显的突变。晚清渭河沿线地区旱涝灾害的时空变化特征可能与ENSO、太阳活动等因素有关。     

广西的自然灾害

广西的自然灾害刘肇贵三、大风和冰雹根据史籍记载,广西自古以来就经常发生风灾。在１７ＩＺ—１７７６年这６５年间,即有１６年发生风灾,平均约４年发生１次,其中１７１２年间即有９个月发生风灾。１８０２—１８９７年这９５年间,即有３８年发生风灾,平均２．５年...     

河津光绪丁戊奇荒灾情考

清光绪二年到四年,山西遭到史所罕见的特大旱灾,河津县特别严重,志书、碑文及民间多有记载。天灾人祸系丁戊奇荒发生原因。     

河东碑刻中的光绪旱灾

石刻,被人们称之为"会说话的石头".在素有"山西碑刻之乡"的河东,光绪三年(1877),即农历丁丑年,发生了山西二百余年未曾有的重大旱灾,故时人称之为"丁丑奇荒",因这场重旱灾又延续到光绪四年,即农历戊寅年,因而亦称为"丁戊大荒"."丁戊大荒",在正史中的记载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一些正史记载太过简略,对灾情及救灾措施及其留给人们的恐怖心理,略而不详.事实上,大灾结束后不久,河东地区许多村落纷纷刻碑,记述了这次可怕的灾害,从许多方面弥补了史载之空白.     

1945-1946年桂林市县劫后灾荒与善后救济工作

1945-1946年间,桂林市县在敌灾、水灾、虫灾、旱灾、疫灾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诱发了严重的劫后灾荒,广西分署组织各种力量参与灾荒赈济活动.本文以纪实的方式分别叙述1945年至1946年劫后灾荒产生的原因,以及桂林市和灵川县、兴安县、全县等县的灾荒概况与善后救济工作情况.并对其善后救济工作进行总体评价,以及灾荒对桂林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     

激人猛醒的《山西米粮歌》

《山西米粮歌》,是笔者1984年主编《乡宁县志》期间搜集到的一篇珍贵的史料,其全名是《山西米粮歌·劝世回心文》。系光绪十年(1884)前后由洪洞县城东朝阳村梁培才搜集编写,光绪十二年由洪洞县顺生堂刻印梓行,流传山西各地。《山西米粮歌》全文378句,每句10字,计3780字。它以长篇歌谣形式,用极通俗的语言,详细描述了光绪三四年(1877—1878)间山西特大旱灾后又遭鼠、狼灾害和瘟疫大劫难、人民死亡大半的惨景以及清王朝各级赈灾史实,确属珍贵难得的史料。梁培才先生编写此歌的目的,是为了“劝世回心”。因为大灾之后的光绪五年,全省普降甘霖。…     

抗战时期的河南省省立儿童保育院

1942年,鲁山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许多无家可归的穷苦儿童饿死在街头。是年11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为救济灾童,决定在省府所在地鲁山县成立省立儿童保育院。现根据当年被该保育院收容的灾童程守义、刘广生、赵宗敏、黄俊岭、马应明、郝建文等人的回忆,以及《河南民国日报》的有关报道,整理成此文。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民间的灾变与救灾

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民间的灾变与救灾贺润坤灾,原指自然发生的火灾,《左传·宣公十六年》：“天火曰灾”。后泛指水、火、旱、虫等对社会所造成的自然祸害。在中国古代,由于唯心主义天命观对统治阶级的影响,加之缺乏科学知识,致其对自然灾害和某些特异的自然现象...     

山西旧志整理评介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是我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传说的“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均在山西南部,说明晋南是当时华夏民族的活动中心。春秋时的晋国更是一度成为诸侯列国之霸主。汉唐及至明清,山西又是拱卫京师的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悠久的历史使得作为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山西地方志,也就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若以魏晋时期的《上党记》为起点,山西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已延续了1700余年,截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全省共有省、府、州、县、郡、厅及其他各类志书896部,其中明朝及明以前的366…     

广西的自然灾害

广西的自然灾害刘肇贵二、旱灾根据历代记录的资料统计,从８０７－１９４９年,广西境内共发生旱灾２５４年次。其中从１７０１－１９４５年共发生旱灾１４９年次,平均ｌ．６年１次。若以１０年为一周期,旱灾出现频率最高的是１８６１—１８７０年及１８９１—１９００...     

蝗虫 蝗虫

在古代中国,蝗灾与水灾、旱灾并列为三大天灾。蝗灾虽然不直接要人的命,但相比于水、旱灾害,蝗灾给农民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苦难,相继而来的一系列变乱甚至暴动,对社会的稳定更造成深远而隐蔽的冲击。     

光绪丁戊年间阎敬铭、丁宝桢、曾国荃往来信函中的史料

发生在清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史中最著名的大祲奇灾。本文通过当时稽查山西省赈务大臣阎敬铭以及山西巡抚曾国荃致丁宝桢的几封信函,为这段历史补充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