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说书人与乡绅社会:晚清民国江南县域地区的文化入境与文人应对

江南县域地区一直是说书人涉足最广的就业场,也是乡绅群体最基本的权力空间。从乡绅对说书艺术的接受史来看,射利谋存的说书人与砥名励节的乡绅集团并非两支天然对立的势力。说书人的娱乐属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的文化涵养,疏通了与乡绅的对话渠道,缓解了两者的对抗关系。清末以降,在绅权认定体系日趋瓦解、乡绅权力部分失效以及俗文化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异军突起的历史语境中,说书人以世俗文化入境,对乡绅掌握的文化主权造成了挑战。为了避免权力的遗失,乡绅通过文化嫁接、身份让渡,甚至介入说书人与地方势力的纠纷,适时向对方暗示了权力的在场,明确了文化阶序,并且重新调整出了两者的生态界线,使具有传统儒教秩序的"乡望"体系得以维系。     

试论绅权

明清时期,绅土在国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但主宰着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担负着连络官民、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早在40年代,吴晗、费孝通等人曾围绕绅权与皇权的关系探讨了绅权的社会特质,本文则试图转换一个视角,从绅权的生成及其社会构成来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一、绅权的生成基于“多元的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所谓二元社会控制体系①,即国家一方面依靠职业官僚集团来维持全国大一统政权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凌驾于基…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国家政权建设下乡村的权力和秩序——以民国前期贾汪矿区为中心

民国前期贾汪矿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呈阶段性起伏波动之势。民初对绅权既尊重又约束的制度安排,保障了矿区的有序发展。1920年代末国家权力全面扩张,政治失意、经济受损的乡村"保护人"即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乡绅投向逐利性基层国家权力,转化为渔利型掮客,导致矿区失序。1933年国家权力重新调整后,新崛起的地方精英与职能强化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乡村利益和社会公正,修复了矿区秩序。矿区政治和秩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不断调适的结果,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忽视这种阶段性特征,单纯说政权建设成功或失败有失偏颇。     

宪政社会主义要伸张民权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畅谈宪政社会主义,就不能不重提孙中山先生所力倡的"民权主义"。何谓民权?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缺一不可。人民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真正之民主国家。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孙中山主张宪政分权,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权宪法",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分立。用人民的四个政权也即四大民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     

乡绅与反洋教运动

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探索这一问题,必须研讨乡绅阶层。“绅”者,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异于民。鉴与国内外有些学者往往把官也包括在“绅”的范畴内,笔者特在“绅”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三青团参与政治及其与浙江各地方政治势力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基层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随中央政权向基层渗透的深入对地方政治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浙江三青团于1939年成立后,积极参与浙江“新县制”与“地方自治”,这样就造成了浙江地方上党政团绅对地方政治资源进行激烈争夺,引发了地方政治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     

浅析清末芜湖育婴堂之“征信”

芜湖育婴堂作为晚清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弃婴的死亡率,是晚清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其运营过程中,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大力推崇和支持,以及芜湖仕绅、商人的鼎力协助,他们出让地权、捐款捐物,那么该育婴堂为何能得到各方的资金支持和物资援助呢?除了当地官员、仕绅将其当作一件善举,发扬乐善好施精神以外,育婴堂本身是否也做了诸多工作来维持堂内外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呢?本文即以安徽博物院院藏《芜湖育婴堂征信录》内所载之资料,从订规章制度、造四柱清册和立誓言三个方面,分析芜湖育婴堂是如何"征信",从而获得更多支持与资助的。     

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是“城绅“

在近年的晚清史研究中,有学者似已将“绅商”视为一个与“乡绅”相对应的词,但笔者发现,确切地说,晚清文献中与“乡绅”相对应的似是“城绅”(或“邑绅”“府绅”“省绅”,分别指在县城、府城和省城的绅士)。例如:《湘报》第41号《衡州府衡阳清泉县士绅公恳推广南学会与保卫局禀》:“咸同时,各绅耆办团筹费,操之裕如,富者捐资,强者出力。乡里则地阔人散,较之城市须变通办理,清查户口,比屋抽丁,每村视众寡壮稚,派一二人、三四人不等。日间仍安耕作,早夜自行操演。乡绅时时勤为教习,城绅每届两月下乡巡操。”严修《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书…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

英格兰地方志的编撰始于16世纪70年代,以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为标志,后又有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托马斯·纳什的《雅茅斯城志》、威廉·伯顿的《莱斯特郡志》、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由此,地方志特别是郡志的编撰进入繁荣期。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地方志的撰写增加了"自然史"的内容。这一时期编撰地方志的主体是乡绅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是法律学者,或是纹章官,或是古物研究者。作为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一员的地方志史家,修志行为既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乡绅强烈的地方认同感,由此形成"乡绅修志"现象。产生"乡绅修志"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十六七世纪既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地方认同和郡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乡绅修志"即是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的文化体现。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正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是汉高祖刘邦。东汉末年曹操在著名的《求贤令》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但在两汉时期所言的“共治”者多指“牧民者”,也就是地方守臣,很少将其他官员包括在内。汉宣帝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其次,“共治”的对象是“民”,而不是“国”。在这些帝王看来,天下至广,人口至多,依靠自己的力量实在难以治     

清末温州士绅与地方教育转型考察

教育转型是清末新政时期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有来自朝廷的制度设计,也有地方的自主参与。清末温州地方兴学和经费筹措大多采取士绅"同人集办"的方式,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士绅"圈子"往往成为地方兴学的主体。作为其时惟一的府级学务管理机构,温处学务分处虽系官绅合设,但极具绅治色彩。它的设立,不仅促进了地方士绅的集结,使得他们的兴学活动有了体制化的依托,同时也使本地区在兴学事务上较之省内其他地区呈现更多的自主性。概言之,朝廷在学务场域的权力让渡与地方士绅的兴学能动性的互动,促成了一个颇具自主性的地方学务空间,从而使清末地方教育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与"地方性"同时并存的特征。     

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探析

英格兰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当村庄等被封建化的时候,郡却没有被封建化。这是因为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骑士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他们参与到地方政府特别是郡公共政治之中,使得由骑士转变而来的乡绅逐渐成为郡内事务的主导者。随着地方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乡绅为核心,地方社会形成了郡共同体。传统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必然与地方自治发生冲突与矛盾。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认识。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地方自治的延续是一个既冲突又依赖的过程,可以说两者是有机的结合体。     

士绅演变与地域权力更迭:刘一梦小说《斗》文史互证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绅士批判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刘一梦的短篇小说《斗》是1920年代末革命思潮的微观反映,其原型为山东省沂水县发生的牛头税之争,与清末民初沂水县形成的三角权力结构有关。它相当典型地反映了绅权急剧扩张所造成的"绅士圈套"困境,以及新旧士绅之间的分化和冲突。随着北伐后地方社会的重组,新旧士绅的地位最终更迭。士绅演变与地域权力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是这篇作品背后最具历史意味之处。